宋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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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姡Ъ凇都蔚v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
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
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
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
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两宋时期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
（一）杂病
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
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
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
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
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泛滥的病理机制。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
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
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
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