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小说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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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多面前取笑克里斯蒂安。
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兄弟两人；但无法掩饰她对老二更有好感，老二没有拒绝介入，可是也没有让她动感情。
一天，哥俩吩咐胡利安娜搬两把椅子放在红砖地的院子里，然后躲开，因为他们有事商谈。她估计这次谈话时间不会短，便去午睡，可是没多久就给唤醒。他们叫她把她所有的衣物塞在一个包里，别忘了她母亲留下的一串玻璃念珠和一个小十字架。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只叫她坐上大车，三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路。前些时下过雨；道路泥泞累人，他们到达莫隆时已是清晨五点。她被卖给那里一家妓院的老鸨。交易事先已经谈妥；克里斯蒂安收了钱，两人分了。
在那以前，尼尔森兄弟一直陷在那场荒唐爱情的乱麻（也是一种常规）里，回到图尔德拉以后，他们希望恢复他们先前那种男子汉的生活。他们回到了赌博、斗鸡场和偶尔的斗殴之中。有时候他们也许自以为摆脱了烦恼，但是两人常常找一些站不住脚的，或者过分充足的理由，分别外出。快过年时，老二说要去首都办些事。克里斯蒂安便直奔莫隆；在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座房屋前面的木桩那儿，他认出了爱德华多的花马。他进了屋；发现另一个也在里面，排队等候。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长此下去，我们的马会累垮的，不如把她留在身边。”
他找老鸨商量，从腰包里掏出一些钱币，把胡利安娜弄了出来。胡利安娜和克里斯蒂安同骑一匹马；爱德华多不愿多看，用马刺猛踢他的花马。
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状况。那个丢人的解决办法行之无效；哥俩都经不住诱惑，干了欺骗的勾当。该隐的幽灵在游荡——但是尼尔森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有谁说得清他们共同经历过的艰难危险！——他们宁愿把激怒发泄在别人头上。发泄在一个陌生人，在狗，在替他们带来不和的胡利安娜身上。
3月份快完了，懊热仍没有消退①。一个星期日（星期日人们睡得早），爱德华多从杂货铺回家，看见克里斯蒂安在套牛车。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①南北半球的寒暑季节相反，地处南半球的阿根廷的3月份是夏末秋初。
“来吧，该去帕尔多卖几张皮子；我已经装了车，我们趁晚上凉快上路吧。”
帕尔多集市在南面；他们走的却是车队路；不久又拐上一条岔道。随着夜色加深，田野显得更广阔。
他们来到一片针茅地边；克里斯蒂安扔掉烟蒂，不紧不慢地说：
“干活吧，兄弟。过一会儿长脚鹰会来帮我们忙的。我今天把她杀了。让她和她的衣物都待在这里吧。她再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
兄弟两人几乎痛哭失声，紧紧拥抱。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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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
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乱。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菲施拜恩是个胖子；我记不太清他的长相，却记得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它使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他还告诉我，当时在编纂一部庞大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作品选集，删去了那些妨碍阅读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繁芜，给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增添了虚幻的严谨。他给我看罗森罗思的《犹太神秘主义发凡》的善本，但又不肯卖给我，不过我藏书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韦特的书却是在他店里买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告诉了我他生活中一个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众。当然，有些细节要作些改动。
“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现在已恍如隔世。也许可供你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你当然会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们说不上是犹太高乔；从来就没有犹太高乔。我们是商人和小庄园主。我生在乌尔第纳兰，对那个地方已毫无印象；我父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店时，我年纪很小。我们家过去几个街区就是马尔多纳多河，再过去是荒地。
“卡莱尔说过，人们需要英雄。格罗索写的传记使我崇拜圣马丁①，但是我发现他只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铜雕像和一个广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对我们两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①圣马丁（1778—185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早年曾参加对拿破仑作战，1814年建立著名的安第斯军，与西班牙殖民军作战，于1818及1821年分别解放了智利和秘鲁，接受了秘鲁保护者的称号。之后他功成身退，侨居法国。
一据说我们那个区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过每一家杂货铺里都有一帮爱寻衅闹事的闲人。费拉里老是泡在三执政—泰晤士杂货铺。促使我成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去买一夸特马黛茶。一个留着长头发和胡子的陌生人跑来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费拉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喂，咱们前晚不是在胡利亚娜舞场见过面吗？你是哪里来的？’
“‘圣克里斯多巴尔，’对方说。
“‘我有话奉劝，’费拉里暗示说，‘你以后别来啦。这儿有些蛮不讲理的人也许会让你不痛快。’
“圣克里斯多巴尔来的人一甩胡子走了。或许他并不比对方差劲，但他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从那天下午开始，弗朗西斯科·费拉里成了我十五岁时的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壮实、相当高大、仪表堂堂，算是时髦的。他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不久，我们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亲、姨妈在一起；我们碰上几个大小伙子，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对其余的人说：
“‘放她们过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
“‘你既然想找事，干吗不找我？’
“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
“他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
“‘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
“‘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
“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
“‘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样，我有了这家我喜欢的书店，我看看这里的书，我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个阿根廷好公民，是个好犹太人。我是个受到尊敬的人。｜Qī｜shu｜ωang｜现在你看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当时我却是个穷苦的俄罗斯小伙子，红头发，住在郊区。人们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同别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以回避原来的雅各布，菲施拜恩这个姓没有动。我们大家都努力符合人们指望看到我们的模样。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蔑视，我也蔑视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在那种环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见了女人就胆战心惊；我为自己畏葸的童贞感到羞愧。我没有同龄的朋友。
“那晚我没有去杂货铺。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总觉得费拉里的邀请带有命令的口吻。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我走进那个地方。
“费拉里在一张桌子上座。一共六七个人，我都面熟。除了一个老头之外，费拉里年纪最大。老头言语不多，说话的神情很疲惫，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堂埃利塞奥·阿马罗。他松弛的宽脸有一条横贯的刀疤。后来我听说他吃过官司。
“费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奥挪个地方，让我坐在他左边。我受宠若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才好。我怕费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丢人的事。根本没提；他们谈的是女人、赌牌、选举、一个该到而没有到的歌手以及区里的事。起初他们和我格格不入；后来接纳了我，因为费拉里要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大多有意大利姓，他们各自都觉得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高乔，别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有的赶马帮，有的是车把式，甚至是屠夫；他们经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质接近农民。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胡安·莫雷拉那样的人。他们最后叫我小罗来，不过这个绰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会了抽烟和别的事。
“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费拉里的朋友。我说不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闯进来盘问我们。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们没有碰费拉里。半个月后，重演了一次；这次费拉里也给带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许他在本区的头头那里已经失宠。
“现在我觉得费拉里是个可怜虫，上当受骗，被人出卖；当时他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神。
“友谊是件神秘的事，不次于爱情或者混乱纷芜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时觉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以别的事物为转移。勇敢的、强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居然对我这个不屑一顾的人怀有友情。我认为他看错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谊。我试图回避，但他不允许。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同她称之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来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讲给你听的故事的实质是我和费拉里的关系，不是那些肮脏的事情，如今我并不为之感到内疚。只要内疚之感还持续，罪过就还存在。
“又回到费拉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在同他窃窃私语。他们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头听到他们提起韦德曼的名字，韦德曼的纺织厂靠近郊区，地段偏僻。没多久，他们不作什么解释，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转转，特别要注意有几扇门，位置如何。我过了小河和铁路时已是傍晚。我记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树林、几个坑。工厂是新盖的，但有些荒凉的况味；它红色的砖墙在我记忆中如今和夕阳混淆起来。工厂周围有一道铁栏杆。除了正门之外，有两扇朝南的后门，直通工厂房屋。
“你也许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当时迟迟没有懂得他们的用意。我作了汇报，另一个小伙子证实了我说的情况。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约好某个星期六晚上都不去杂货铺；费拉里决定下星期五去抢劫。我担任望风。在那之前，最好别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人走在街上时，我问费拉里：
“‘你信得过我吗？’
“‘当然啦，’他回说。‘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
“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要去市中心看新来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诺街。电车路很长。到了警察局，他们让我等着，最后一个姓阿尔德或者阿尔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让我大胆说。我向他透露了费拉里策划的事。使我诧异的是他竟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奥时情况却不同。
“‘噢，’他说。‘那原是东区团伙的。’
“他请来另一位管辖我那个区的警官，两人商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稍带讥刺的口气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来举报？’
“我觉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是个好阿根廷人。’
“他们嘱咐我照旧执行我头头的命令，但是发现警察赶到时不要打唿哨发出约定的暗号。我告辞时，两人中间的一个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
“两个警官说了这句黑话高兴得像是四年级的学生。我回说：
“‘他们杀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到的轻松，并为自己一点不内疚而惭愧。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晚饭几乎没有碰。晚上十点钟，我们在离纺织厂不到一个街区的地点会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到；堂埃利塞奥说总是有临阵脱逃的窝囊废。我想事后正好把过错全归在他头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们只让我一个人守在一扇后门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带领下出现。他们是步行来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把马匹留在一块空地上。费拉里已经破门，大伙悄悄进了纺织厂。突然响起四声枪击，使我一惊。我想他们在屋里暗处残杀。接着，我看到警察押着那些上了手铐的小伙子出来。随后是两个警察，拖着费拉里和堂埃利塞奥。他们中了弹。审讯记录上说他们拒捕，先开了枪。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身边带手枪。警察利用这次机会清了旧账。后来我听说费拉里当时想逃跑，一颗子弹结果了他。当然，报纸把他说成是他也许从未成为的、而是我梦想成为的英雄。
“我是和别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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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