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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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族大义，春秋书史，是不容质疑的！”顿顿，她觉得言犹未尽，补充了句：“象他这样的大卖国贼，是绝不会有翻案和充许有人为他翻案的那一天的！”
我坐那了然无趣，颇不服气摇着头，想和她辩论我在其他“闲书”上看到的李鸿章的另一种面貌与评价，完全不象我们历史书上描述的那样是“除了热心于卖国之外，没有做什么好事”。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洋务维新期间建矿山，搞航运，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建起了中国现在都没有达到的排名世界前8的强大现代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成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被革职夺爵，待罪于北京的贤良寺，从此远离了大清帝国的政治中枢，随着李的失势，他和同仁们苦心经营想改良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悄悄谢了幕。
回首这段帝国往事，可以从一些历史轨迹上，印证这一观点。甲午战争之后，以荣禄为首的满蒙贵族进入了帝国中枢，清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停止了，甚至出现历史倒退和反动。修好的铁路被拆，矿山被封，传教士被驱逐，进而排斥洋人和外来的一切文明，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这样波及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严重盲目排外事件。这种倒退使得大清帝国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垮台。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不仅使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破灭，也促使一个朝代的灭亡。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慨叹李鸿章最终无法成就改革大业，实乃因为其被“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梁启超在甲午海战兵败后也评论说：“（李鸿章）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
但想想这课堂上本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辩论的场所，我们的威权教育也没这个传统，只好忍忍算了。方老师教训完了学生，晃了晃满头花白的包菜头发，又沉浸到她偏执的历史观中讲授教学中去了。
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北洋军阀是一概否定的，过了没几堂课就讲到袁世凯这一章了。对他的前生半世的事迹几乎没有介绍，袁的历史痕迹和罪状，主要被定在“出卖维新”、“21条”和“复辟帝制”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复辟帝制都是历史潮流的反动，这也是革命党人激烈攻击甚至发动讨袁运动和他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出卖维新”一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存疑；签订“21条”，属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也有今人解读“21条”，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曲尽心力维护了不少国家主权。
因为真实历史教育的缺失，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了袁世凯的复杂多面，早年袁曾做过很多益国益民的好事。如他在1882年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朝鲜，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纵的叛乱，之后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鲜监国的12年中，曾经练新军以抗日本军力进入，并果断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纵的朝鲜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政治利益。这为袁赢得了知兵的美誉，以至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非袁不能稳定。
后1895年李举荐袁到小站练兵。1905年7月，他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向清廷奏请逐步改良政治体制，以便12年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年9月，袁世凯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奏请改革教育体制，请求清廷立即废止陈腐不堪的科举八股，广设新式学堂，学习有用之科学。科举制度废止后，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骤然涌现。据清末学部在1907年统计，仅袁世凯治下的直隶省，各类新式学校多达8723所。
曾经成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吴佩孚，是一个旧式道德的典范。
另一个北洋人物吴佩孚，因“二…七惨案”中杀了共产党人施洋、林祥谦，从此在1949年后执政的“官方历史”中，被涂抹得“臭名昭著”，教科书对他一概否定之，斥为“反动军阀”。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军阀”，据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证实，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视俄人，“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与路线上分道扬镳的表示。这种民族独立不愿受外人控制的反抗，后来在毛泽东身上也出现过，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乃至局部开战。
在直皖大战中，吴佩孚只用了四天的闪击战，便击溃远比他强大的皖军，结果被奉迎进京逼迫段祺瑞下野，总统黎元洪想让他当陆军总长，大有希望执掌全国兵权，但他却来了个“事了拂衣去”，卸权领兵回了河南。
一个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因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日本大特务在他的记事里写道：“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一个旧式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舍名利而不就，在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就是到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也不多见，除了粟裕让元帅衔外，多少人为了肩头上多一颗星少一颗星吵得天翻地覆？放眼数千年中国历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北京故宫得以保全，竟也与这个“反动军阀”有关。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是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昏头昏脑中居然想出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其中的太和殿就是民间俗称的金銮宝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的荒谬主意。传开后一时举国哗然。这时已经被尊为“吴大帅”的他从洛阳发来电文说：“……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这才幸免于难。吴电中的“大地百国之瑰宝”词，与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流行名词，实为同一个意思。
1938年侵华日军席卷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人看好了两个和当时的抗日领袖蒋介石不对劲的人，一个是中国当朝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伪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吴合作”。最终汪精卫落水，并从重庆逃到了河内通电与重庆政府决裂，后来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却冷对说客盈门，开出的出山条件是：请日本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中，他也曾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兵，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成建制回归重庆军”（日本人语）。
恨怒交加的日寇终于下手了，借主动帮他治疗小小牙痛之机，让他充满疑窦地丧命在“治疗”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们这才明白了吴氏救国爱国的初衷。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当时的报纸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共产党元老董必武也评论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评论历史人物，我们是否该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呢？这本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太史公”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弱化甚至罕见了呢？这些鲜活真实的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几乎看不到。
教材里被大大美化了义和团运动，甚至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神话，文/革时期甚至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利川神兵多少年前就试验恶搞过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动乱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连王蒙写于五十年代初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就有中学里全面肯定义和团、妖魔化基督教的生动记载。文革中，只是把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改成“除清灭洋”而已。到我们那时的教材里改变不大，基本延续了文革时的史观定性，最近也成为媒体质疑和引发“冰点事件”的引子，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时，以近现代史的错误教育使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喝狼奶长大”，他一一列举了义和团盲目仇外暴力排外引发外事纠纷和由之而的战争为例，引发了重新解读真实的近代史和现当代史热潮。
后来到了高二，方老师分配来带文科班的历史课，还是我的历史先生。按照本宣科来说，方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按政治口径和课本教材大纲要求，凡是讲到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汉末黄巾大起义，从黄巢起义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献忠造/反，一直讲到近代史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时，是提高到与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方老师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农民起义总是高大全，代表正义和正确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来不会涉猎一点负面的史实记录和评价。
都是看闲书惹的祸，一说到农民起义，听她讲到“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历史进步性时，我就想起其它书里记载的黄巢的好杀与吃人肉，特别喜欢吃婴儿肉，他的军队吃人和杀人如麻（据说杀人达800万）就不见正史半点记载（当然是指以阶级斗为纲年月的载史）；如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黄巢攻陷广州，开始大屠杀，据阿拉伯人无名氏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这4类宗教徒的死亡人数之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如果说这也许流于孤证和浮夸，那同时期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历史学者马斯欧迪（Al…Masudi？…956）在其著的《编年史》中载：“谋反人（黄巢）急忙进犯广府，连连发起猛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那数字就更大了。
再如一讲到明末农民起义，就列举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但只字不提张献忠号称“张屠夫”，其几乎杀净蜀人的恶行。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自立为大西国皇帝，民间称之为“八大王”，可能能列入中国第一超级大杀手名册，天性残忍好杀，并刻石立后人称为的“七杀碑”，碑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见《中文大辞典》载）。据清人彭遵泗写的《蜀碧》和《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记载，“八大王”屠川几乎杀光了大半川人，张献忠有次患了疟疾，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这就是以砍下来的女人小脚堆成塔献祭，最后竟砍下自己小老婆的小脚放上去作塔尖……没有军粮，就杀女人腌肉充军粮……
后来考古发掘出来的七杀碑，后句并不是七个杀字，而是“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八字。从这看来，还是可能存在“反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污蔑代表历史进步性的农民起义”情况的。前面的这些记载都是国人所著，但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也记载：张献忠进成都先大杀十日，然后开始小杀每日，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记载张献忠屠川的书籍还有《平寇志》、《时变纪略》、《荒书》、《蜀乱》、《寄园寄所寄》、《明史》、《滟预囊》、《绥寇纪略》等。这就不能都说是污蔑了。
兵灾过后千里蜀境几无人烟。据《成都府志》记载：守成都的官兵在城墙上，一天内看见有13只老虎从城墙下的府南河边掠过。那都是下山来吃人肉的猛兽啊！1700年前的蜀汉时期就号称“锦绣成都”的锦官城内，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当然，蜀中人口凋零与同样残暴好杀的满清兵有关。）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第一次清理户籍时，发现整个四川省只剩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一直在三百万以上。以致后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清初一直到史称“康乾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