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过客-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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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刚开始的头一天。然而这一天，我毫无进展。我很懊丧，暗骂自已无用。我想，要是在家乡湘乡，自已肯定会得心应手。我的兜里，还装有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呢。一想起自已的作家身份，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时，我被招聘为市文联所属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心主办的文学报编辑，负责组织一些报告文学、通讯之类的稿件，我经常发现一个叫杨小小的文章。文章大都是些散文，写得很清纯，文笔流畅，不知是她的文笔吸引我读她的文章，还是她的名字好听而迫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反正自已喜欢她的文章。一次，她给文学报编辑部寄来了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她单位搞扶贫开发的事。在读完这篇报告文学后，我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劲，三下五除二就给她写了封信，信写得很短，主要是说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好，有深度，但文联是有名的穷单位，经费很紧张，要她找她的单位说说，出点经费。信发出一个星期后，她很快来了电话，说她找了单位领导，单位愿意支持文联一万元办报经费。后来，我便与她认识了，并且以朋友相称，无话不谈。后来，市作家协会在水府庙旅游区召开笔会，我和她都参加了。在笔会上，我和她谈得是那样开心……可如今呢？
我这时才真正清醒过来。是啊，前段自已忽视了，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地点都是不会怯场的，但同时又是很能“攻关”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已臣还缺乏经验，缺乏生活积累。我认为自己还是不成熟。虽然马拉松式的折腾了半天，但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午后的阳光，好像百盏灯光一起扭亮，让人燥热心烦，风不再有醉人的清香，而是一锅热腾腾的蒸气，知了在树梢上一声复一声地重复歌唱着单调的音符。
思乡的感觉不由涌上心头。是啊，家乡多好。我记起了那首《思念》的小诗：
如果说
信封是船 邮票是帆
那么手中的笔就是桨
载着满船的思念
摇向故乡的河岸
我决定给唐姨打个电话。
我走进了八里庄附近的慈云寺邮政局。我向出售磁卡柜台走去。突然，自已看见前面一个姑娘掉了一件东西，便上前叫了一声。姑娘转过身来，是个月票夹。那姑娘莞尔一笑，突然愣住了。“啊，原来是你？”
我也大吃一惊：“怎么是你，杨小小！”
原来，碰见的这位姑娘，就是几年前帮我拉了一万元赞助款的那位叫杨小小的姑娘。后来她单位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现在即将毕业。她告诉我，毕业后准备在北京发展，不准备回老家湘乡了。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便同他说了很多。说真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无话不说，并相互留了地址和传呼号码才分手。
我送她走后便上二楼去打长途。杨小小又返回来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见我进了电话亭便匆匆离去。
唐姨在电话里告诉我，杜鹃红已去人民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我听了一惊，半晌没有说话。想起杜鹃红，我似乎看到了她那冷冰冰的且又刻薄的脸。我恨她，恨她太绝情，但又忽然觉得自已有愧于她。是她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这念头一闪，我便对着话筒说：“唐姨，谢谢你。请你向她问好、致歉。”
出了邮局，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血肉模糊的东西在晃动。“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自已暗下决心。
回到住处，很惊讶发现东方一笛正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见我进来，忙站起来说：“我等你好久了。”
“有事吗？”
“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看见有很多比它大的茶盖哥哥、姐姐，茶盖们看那桔红色的茶盖，“你是谁？你不是我们商店的，快滚！”茶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茶盖听了，惭愧地离开了茶店。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弟朝茶盖一脚，把茶盖踢到一个蚂仪洞旁，洞里的蚂仪见了，就说：“兄弟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玩意儿，快来呀！”茶盖听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就走了。
茶盖滚到半路上，看见蚂蚁没来，就停下来。茶盖一边喘气，一边说：“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过个平安日子吧！”说着，就滚向自已的家了。
茶杯见茶盖回来了，连忙去迎接茶盖。茶盖也滚到茶杯面前说：“茶杯，世态炎凉啊，我再也不出去了。”从此，茶杯和茶盖相处得更好了。
我认为钟离东和东方一笛的关系，或许就像这茶杯与茶盖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吧。
［第三章完］
第四章
［内容提要］那时大约是5点15分吧。高空中，满天的星星不见了。广场上，旗杆的四周已经挤满了看升旗的外地人。尽里层的人有的蹲下身子，有的干脆就盘腿坐在地上。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一队整齐的士兵迈着正步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双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则扛着枪，看上去一个一个全都有凛凛然浩浩然和慨慨然的威风。似乎天踏下来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伸手就能托住。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人就是这样，当初为了找工作就那么不顾一切，但真正干上了反而会轻易放弃。没多久，我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事实上，那份工作我很难干下去。
尽管我克服自卑心理，接近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经理、厂长们，但没有一个愿意陶腰包。可以说，我想从他们手中得到一个子儿，比登天还难。
我也知道，那些经理、厂长们，他们不会凭白无故地相信一个口才并不是最好，穿着也很土气的外地青年。虽然，有几位经理对我宽仁地表示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而已。没有行动，再好的“兴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就只能是不成功。
不成功！对我来说就是失败。好在自己并不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理由打退堂鼓，没有理由灰心丧气，一定要总结失败的原因，重头再来。
当然，收获也还是有的。那就是这不辞辛劳的跑来跑去，增加了自己对北京的感性认识，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北京。很自然地，我掌握了一些交往的技巧，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喜欢北京！”我自言自语。是的，自己渐渐熟悉的北京以她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了自己。北京浓烈的文化气息更是感染了自己。
那天是五月一日，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在头一天，自己就唠叨了：“钟离东，明天我们去看升旗吧。”
那天清晨，我和钟离东三点就起了床。我们用一个空矿泉水瓶子装满了谅开水，再带上六个馒头上了路。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钟离东和我每人一辆自行车。我的车是花50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的旧车。买回后，彻彻底底地修了一遍，骑着就舒服多了。我们从八里庄出发，骑到天安们广场最少也得90分钟。一路上都很顺利，到达广场时还不到五点。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小树林里停了下来吃馒头，喝开水，两人都感觉饿了。
我们走到那个靠着树的人眼前。我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和我差不多的脸。我敢肯定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青年。他这么靠着树，在凉凉的风里睡了一宿，就是为了在第二天清晨…………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到来时看升旗。
在这一天，我有着无数的话要说给祖国听，说给党听，说给江总书记听。我把双手贴在胸前的心脏部位。尽管风有些凉，但如此似乎可以抵御一下风，增加一些温度。
我的眠眼睛几乎要戳到他的脸了。我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到他微微闭着眼睛，眼皮闪着幽幽的光，在轻轻地不停地跳动。似乎在告诉我，他的身体内部，神经和血液，每一根和每一漓都在激烈地喜悦着，为那一场辉煌的升旗仪式，那一个渴望已久的就要实现的心愿。路灯的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我脸上形成了一团又一团小小的柔柔的光晕，使自己的脸看上去就是一个梦：一个童年的梦。在梦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感到凉？我的右嘴角低低往上翘……不知不觉之间，我的鼻尖已经碰上了他的鼻尖，我突然像遭到电击一样清醒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自己。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傻乎乎地呆着，钟离东便拉住了我的手。
我发现那些人，他们的身体下铺着几张报纸。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不是很厚。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靠着路灯坐着，在看一本书。奇怪的是，在如此的五月一日的晨风中，他的额头上竟然有几颗亮晶晶的汗珠。它们在不太亮的路灯下闪闪发光。我在那个小男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我的眼睛除了有湘江的水之外，每一只里还有湘江岸边的石头。原来，那个小男孩就是9岁的我自己。我似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天啊”。自己轻轻地叫了一声。
升旗仪式在我们的热切盼望中，终于开始了。
天还不太亮，仍然是灰蒙蒙的。那时大约是5点15分吧。高空中，满天的星星不见了。广场上，旗杆的四周已经挤满了看升旗的外地人。他们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得多，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老人、孩子、妇女以及青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尽里层的人有的蹲下身子，有的干脆就盘腿坐在地上。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一队整齐的士兵迈着正步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双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则扛着枪，看上去一个一个全都有凛凛然浩浩然和慨慨然的威风。似乎天踏下来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伸手就能托住。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我（所有这些从各地赶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议式的人）盼望了一生的时刻。我们中这一生只能看上一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要知道，这样的事，根本就是一般老百姓不能随便看到想到的。
就拿我李湘辉来说吧，如果不是跟杜鹃红怄气，能来北京看升旗吗？来北京，这是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不敢这样去想啊。首都不是每个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
站在天安门广场，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往后几天，我在中关村和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里徘徊。我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失落。自己没上过大学，是错过了人生路上的一段美丽的时光。在三环路，我惊叹城市的流畅与固执；在华堂商厦，在西单，在长安街，在王府井，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我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想拥有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这里的一切……但现实生活中的我，却是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失落、失衡、奋发、占有……各种情愫一个又一个的结，在我心里缠绕。
伍晓琴这几个晚上常常过来玩。很快的，我与她混熟了。她看我无所事事的样子，便诡秘地笑了。第二天，她就委托钟离东给我送来了一件小礼物：一个体积只有打火机大小带耳塞的随身听小放音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小巧玲珑的放音机，有点爱不释手。在我的潜意识里，小巧玲珑的东西是很受欢迎的。当初，唐姨问我为什么那样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杜鹃红，自己只说：“她的嘴小巧。”真的，杜鹃红那小巧的嘴在我的心里刻下的映象太深刻了。古往今来，多少骚客墨人，总以纤纤玉手，腰如杨柳，三寸金莲，樱桃小嘴之类来描绘自己心中的女子，
尽在“小”字上发挥，可见女人之娇小，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潜在因素。推而广之，现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小女人散文”，大概也是因为“小而得宠的。”
小的东西是精品意识渗透的结果。我认为越是小巧的东西越值钱。就闷钟离东，这随身听的价格怎么样。钟离东好笑：“你认为她送了个宝贝给你？到街滩上去看看吧，才10块钱一个。”
我咋舌。但问题不在于价格，而是包含在里面的友情和关怀。这友情和关怀令自己温暖，也感动。想来，除了钟离东和东方一笛，还有那天在慈云寺邮政局碰见的“杨小小”外，伍晓琴是我在北京仅有的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