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风云-第6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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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战争不一定要在战场上进行。
八月十四日，埃及总统就发出号召，希望阿拉伯世界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且得到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响应。
十七日，阿拉伯国家联盟正是决定，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
两天之后，石油禁运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所有盟国、以及友好国家。
这下，“石油战争”正式打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战争”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至少在半年之内，对中国并没有多大影响。
这就是，中国早已建立起了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储备的石油足够国内消耗半年，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石油，则中国储备的石油则能确保供应国内消费市场的石油在一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再说了，中国也是产油国，而且中国有很多盟国也是产油国。
也就是说，通过适当扩大国内油田的产量，以及加大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的力度，完全能够抵消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造成的影响。
只是，中国当局并没有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中国支持以色列，就是要通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然后推动金融货币改革。
此外，“石油战争”也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得发达工业国需要来自中东与海湾地区的石油，而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同样需要来自中国等工业国的工业产品。
更重要的是，石油是部分阿拉伯国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中国则是其头号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不把石油卖给中国，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替代中国。
显然，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湾地区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与阿曼。
二十多年来，这几个国家一直通过向中国出口石油来换取华元，然后再从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购买工业产品，甚至是农业产品。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沙特出口的石油有百分之七十运往中国，而科威特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等于让这些国家失去了最主要的收入。显然，中国能够从其他国家购买到石油，而这些阿拉伯国家则未必能够把石油卖给其他国家。
八月下旬，中国外长周润康对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了紧急访问。
当然，周润康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阿以停战谈判才刚刚开始，即便沙特等国并不支持埃及总统发出的禁运倡议，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也就不会公然与中国合作。
在私下，沙特等国都表示，在阿以谈判结束之后，肯定会恢复对华出口。
在伊朗，周润康受到了热烈欢迎。
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且伊朗王室与中国当局的关系非同一般，巴列维国王曾经在中国学习生活了十多年。
当时，巴列维国王明确表示，伊朗将把石油产量提高一倍，以满足中国的进口需求。
只是，由石油禁运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到来。
这场经济危机，正式宣告战后的黄金时期结束了。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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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九章 和平的代价
进入一九七四年，最引人瞩目的不是阿以签署停战协议，而是发生在中国的两件事情。
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春节休会前，中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即《贵重金属储备法》，明确规定黄金为战略储备贵重金属，禁止以任何名义将用于战略储备的黄金输出国外。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部只针对中国国内的法案。
在该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将受到影响，即其他国家存放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将只具有流通价值，即只用来进行贸易结算，必须无条件的存放在中国的金库里面。
说白了，即便拥有这些黄金的国家想要提现，得到的也不是黄金，而是等值货币。
显然，这件事情立即引发了金融风暴。
一时之间，华元被彻底看空。
对老百姓来说，最理想的选择肯定是立即把手里的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是用来购买一切能够保值的商品。
可是，对国家而言，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最受伤的，正是那些通过出口石油发财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产油国。
比如，沙特拥有数百亿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中央银行里存放了一千多吨黄金，而这几百亿的外汇根本不可能兑换成黄金，存放在中国的黄金也无法提取出来，也就必然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惨重损失。
紧接着。中国当局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二月初，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齐聚上海，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全体央行行长会议，商讨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之后的金融体系，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做准备。
外界并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就是。在一月底，中国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集团主要成员国达成了双边协议，确认以华元做为石油贸易唯一的结算货币。以确保沙特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利益，为进行金融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结果就是，在央行行长会议上。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得到了多数支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货币法》（一九七四年修正案），确定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而是根据市场浮动调整。
这下，华元在“苏州园林体系”中确立的信用完全崩溃了。
该法案通过后的第一周，华元就贬值了数十倍，与黄金的兑换比例由十比一跌落到了二百八十六比一。
到此，金融风暴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将持续数年之久，直到八零年代初，华元的币值才趋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才接受了既成事实。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全是以华元贬值为主。
在一九八零年初，华元的币值跌到谷底，加上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得到全面巩固，以及全世界对黄金的需求缩水。华元出现了一波反弹行情，并且维持到下半年，到一九八一年才再次由涨转跌。
这些折腾，保住了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关键就是，华元得到了石油输出国集团的承认，为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即买卖石油必须使用华元。
金融战场上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更重要的是，华元成为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其实际价值甚至超过了足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
原因很简单，在通过成为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巩固了地位之后，华元还成为了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
这样一来，任何一种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都受到了华元币值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都离不开国际贸易，而且贸易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例外。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工业国，其贸易结构以进口原料、出口工业产品为主。也就是说，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典型的进出口加工贸易国家，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低价进口原料、高价出售工业产品来实现。如果无法低价进口原料，又无法高价出口工业产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就难以发展。
在这里面，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得简单一些，每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需要大量采购原料的时候，只需要贬低华元的币值，就能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等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大规模出口产品的时候，则通过提高华元的币值来降低其盈利。这一进一出产生的剪刀差，就足够让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企业遭受惨重损失了。
说白了，货币成为了中德冷战的武器。
当然，这场货币战争，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九七八年，伊拉克宣布退出“阿拉伯联邦”。第二年，叙利亚也正式退出，“阿拉伯联邦”宣告解体。
虽然埃及、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把以色列当成头号敌国，但是“阿拉伯联邦”解体使得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
一九七九年底，在中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就归还西奈半岛进行谈判。
在进行了大半年的谈判之后，以色列与埃及领导人在一九八零年四月，在中国的北戴河签署了著名的《埃以和平条约》，两国正式结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战争状态，以色列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和平，而埃及则获得了西奈半岛。
当然，按照条约规定，埃及将不得在西奈半岛驻军。
只是，埃及也因此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袖地位。
要知道，戈兰高地还在以色列的掌握之中，约旦王国的部分领土也在以军占领之下。
说白了，这份和平条约，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
两年后，以色列与约旦王国也签署了和平条约，以归还侵占领土的方式，获得了约旦王国的承认。
到此，在以色列的邻国中，依然敌对的只有叙利亚了。
更重要的是，埃及自动放弃阿拉伯国家领袖地位，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解体，促成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迅速投入中国怀抱。
到一九八零年底，整个中东与海湾地区，只有叙利亚与伊拉克依然坚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交好。
虽然李承志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影响。
李承志并不知道，到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已经增加了一百多倍，主要就是李志强把他的所有储蓄都拿来购买黄金，并且在一九八零年全部变现，然后又在一九八一年再次用来购买黄金。经过两次折腾之后，李承志的个人财产不但没有在金融危机中缩水，反而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对李承志来说，钱根本就不是需要关心的东西。
到一九八一年，他已是五级军士，还是狙击手部队里资格最老的狙击手之一，更是下一任大队长最有力的人选。
黎洪波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出所料的话，他很快就会退役，或者是担任陆战队军士长。
当然，李承志也不年轻了。过完春节，他已三十六岁。
这几年，李承志很少回家，因为他仍然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个人问题，也就不想面对已经两鬓斑白的母亲。
再说了，三十多岁还是光棍，在当几年光棍也不是问题。
当然，李承志也不是没考虑过个人问题，还谈过几次恋爱，但是每次都无果而终，而且他也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
同样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顾祝同。
一九七五年，顾祝同当选国民议员，而且受中华民主党大选失利影响，暂时离开了政府工作岗位。
五年之后，顾祝同卷土重来，在中华民主党大选获胜之后，出任国防部长。
事实上，在一九八零年，顾祝同完全有资格参与竞选。更重要的是，中华复兴党政府在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让一九八零年的大选毫无悬念。说白了，不管是谁，只要代表中华民主党参与大选，都有把握当选总统。
只是，顾祝同没有这么做，只是加入了竞选团队，为自己谋得了国防部长的位置。
当然，没有人怀疑顾祝同的影响力。
说白了，只要他在政府中任职，不管在哪个位置上，其影响力都不会低于总统，而且拥有足够的实权。
更重要的是，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顾祝同能够做更多的实事。
别忘了，顾祝同最大的才干就是搞大工程。“载人登月项目”已经证明了顾祝同在管理与推动大型工程上的能力，而“登月竞赛”只是重创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让中国在宇航技术上取得反超，并没有击溃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无法用战争的方式、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来击败对手的冷战中，中国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意义也更加巨大的工程来拖垮对手，而顾祝同担任国防部长，正是与此有关。
显然，顾祝同这次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二百一十章 此消彼涨
顾祝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军队发展规划，特别是装备项目。。）
对顾祝同来说，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别忘了，早在二十多年前，顾祝同在海军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不同的是，这次顾祝同的身份是国防部长，而且负责统筹管理全军的装备项目。
当然，顾祝同在管理装备项目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重视高技术装备。
事实上，这也在外界的预料之中。
担任国防部长之前，顾祝同在航空航天部长的位置上推动了载人登月工程，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此后五年，顾祝同还在国民议会中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专门负责审批军队的装备项目。
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顾祝同深刻认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
此外，他还是退役海军大将，而海军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军种，拥有比陆军将领更加敏锐的眼光。
可以说，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就有人预测，顾祝同会发起新一轮军事改革。
只是，发起军事改革并不是重点。
一九八二年，顾祝同正式提出了“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概念，倡导建立包括地面、海洋、天空与外层空间的防御系统，并且以此为本土与盟国提供全面的战略保护，应对潜在的战略威胁。
说白了，就是用高科技铸造一面坚盾。
这个概念一提出。立即就引起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高度关注。
要知道，在七零年代中期，中德已经在战略方面形成均衡局面，即双方拥有的战略武器都足以摧毁对手，甚至足够把对手摧毁数十次。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建立起了可靠的第二次战略打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