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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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命蒋离开黄埔前来惠州参加行动。 “立即行动”，孙敦促蒋，“我决不再返回去依靠广州。请速决定，不要再犹豫了。” 然而，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蒋回答说：“我已决心保卫这个孤岛。直至牺牲，现在我正等你率领军队早日返回解救我们。” 他提出将武器交给许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与此同时，商人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获得了一些成功。 在杨的劝说下，孙同意把罚金减少一半，后来又降至20万元。 在准确地估计了形势之后，他们说服胡汉民接受20万元，但不是罚金而是借款。 接着，孙同意并命令蒋把武器交给商人，蒋痛苦和忧虑地执行了孙的命令。 孙的电报，蒋的回电，孙的命令，蒋的执行，这些事都集中发生在10月9日这一天。第二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装将他们崭新的来福枪枪口对准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并开枪打死了数人，最后，孙断定蒋是正确的。 10月13日，孙任命蒋为粤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惠州的增援来了，蒋率领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两天的巷战，商团的武装暴动被平息了。10月17日，罢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复。 北伐的情况如何呢？可以说甚至连那些最热心的倡导者们也灰心丧气了，常言道：“天无二日”。然而，在1924年的中国却有两个政权，每个政权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获得国际承认的却不是广州政权。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不能对无法无天的军阀们强加任何超出礼仪形式的权威，这些督军或军事长官不断掠夺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依靠武力而生存。 当时，中国北方的形势同南方一样混乱。三个主要人物支配着北方的权力斗争，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是东北军阀，他的头衔是“东北各省总司令”。冯那时是吴的部属，已成为西北军阀，他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吴是有学问的将军，是一名十足的军官，他那长长的脸上刻着一条伤痕，并长着一小撮胡子。张那冷酷的胖脸上突出地留着一撮胡子，日俄战争时他是一个土匪并受雇于日本人；后来作为一名中国正规军的军官，他升为东北某省的军事统帅。 形象最生动的是冯。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于世，后来许多人送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倒戈将军”。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为北京周围各省有影响的头头，吴曾于1923年10月5日通过国会投票选举来安排共和国总统这一宝座。当时，513个国会议员中仅有33人投孙逸仙的票，480名投票赞成吴的议员每人都收到了5000元大洋的贿赂。 吴试图压服孙博士，冯听从吴的指挥。而东北的张则主要担忧横贯他的地盘的中东铁路，俄国人正在全力打国民党这张牌，但俄国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闹翻。1924年5月31日，双方达成协议，中东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当张表示反对时，俄国人告诉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将使用武力。这样，张于9月20日与他们签署了上一项单独协定。 两天之前，永远乐观的孙中山博士在广州宣布北伐开始，但他的这次北伐努力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挫败。北方这时仍在混战，吴佩孚与冯玉祥组成了对付张作霖的联盟。 10月中旬，冯王祥突然背叛了吴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10月25日，冯王祥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吴佩孚被赶出北京。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张作霖又弄到了几个头衔。此外，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一个傀儡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