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母好孩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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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面坐着，离得很近。徐力开始有点儿紧张，低着头。
“小时候，你读过《中国少年报》吗？”我轻声问他，想唤醒他童年的美好记忆。
“读过。”
“你知道‘知心姐姐’吗？”金华市少工委副主任施彩华问徐力。
“知道。”
“和你讲话的这位阿姨就是‘知心姐姐’。”徐力忽然抬起了头，望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和友好。刹那间，我看到的仍是一双大大的、纯净明亮的眼睛！
“谈谈你的家和你的妈妈好吗？”我平和地对徐力说。
“好。”
徐力用平静的口气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交谈了１００分钟！
徐力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从看守所出来，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我只觉得眼在流泪，心在流血！
一个好端端的花季少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葬送了！一个母亲的艰难的生命历程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的心中，好似刮起一场沙尘暴。究竟是谁杀死了谁？谁应该对谁负责？孩子的成长究竟需要什么？
冷静地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家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孩子？又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父母？
中国人一直传诵着一句名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人人都希望少年强，问题是少年怎样强？是逼着少年强，还是让少年自强？是给他们施以强大的压力，还是给予他们成长的“推动力”，调动他们的“内动力”？
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这既是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
今天的教育，既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更要适应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应该承认，孩子的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森林”。徐力事件的发生，使我们听到了孩子心灵的呼唤，了解了孩子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五个需求。
1．成长需要空间
创立和谐宽松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
徐力第一句话就说：“在家里，我没有一点儿秘密，我很压抑。”
“我的父母总是把我当小孩看，把我管得很死。我家是两居室，我有自己的房间，但是我没有自由的天地。我家没有一个抽屉是带锁的。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有时会把不愿讲的事情记在日记里，放进抽屉。但我的任何东西母亲都要翻看，我一点儿小秘密都没有。有一天，我偷偷出去和同学溜冰，母亲在我外出时偷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这件事。等我回来，她骂我怎么这么不听话，狠狠地打我的脸、打我的腿。我从此再也不写日记了。”
“你和妈妈的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尖锐化的？”我问。
“是上高中以后。在家里，我感到母亲处处在监视我。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没有资格去接，都是她先去接。有时同学打电话找我，她总是问：‘你是谁，你找徐力有什么事？’问得清清楚楚，才把话筒给我。我跟母亲说过不要这样，但她说，你可能在外面交坏朋友，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后来，同学们都不敢给我打电话，还嘲笑我说：‘徐力呀，谁敢给你打电话？你妈太厉害了！’我有时觉得孤独，想打电话给同学，母亲就说：‘有什么事在学校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打什么电话？’”
如果没有仇恨，孩子应该是不会打死自己的母亲的。于是我问：“你是否因此恨你的妈妈？”
徐力说：“恨谈不上，只是压抑感越来越强。我很爱打球，可母亲不让我打球，只让我在教室里学习。读高中后，每天都有晚自习。晚自习前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可以在外面打打篮球。这时母亲经常到学校来，监视我是在学习还是在玩。她希望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课外活动时间也学习。我有时多玩了会儿，晚了１０分钟回家，妈妈也要骂我打我。她经常打我，用棍子、用皮带、用扫帚，有时把扫帚都打断了，我也不还手。我曾经跟她说我的理由，但她从来不听。”
我问徐力：“你在家挨打的事，同学们知道吗？”
“同学们不知道。家里的事，不可宣扬。我也不想找人谈心，基本上是把心事憋在心里，或者到外面去大喊几声，排除内心的苦闷。”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妈妈不满的？”
“上高中以后。母亲要求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排在班级的前１０名，考不到，她就打我骂我。我喜欢踢足球、看书、看电视，但妈妈认为这些都影响学习，老是阻止我。在学校与同学交往，他们谈些新闻、电视剧，我什么都不知道，插不上嘴。我想看看报纸，妈妈说，高考又不考报上的内容。每到周六和周日，她也不让我出去玩，就是让我学习。我厌倦了，太单调了，我觉得学习学得很不开心，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你和母亲的矛盾是怎么激化的呢？”问题越来越接近事件的发生，我的提问便越来越小心。
“那天中午，吃过午饭，我见母亲开着电视机在卧室里织毛衣，我想过去看几眼电视。母亲像往常一样又开始说我：‘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１０名，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关系……’我心里很委屈，很愤恨，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功了，她怎么还这么说我。我一声不吭拎起书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看到鞋柜上有一把铁头，于是我冲进卧室，就……”
这时，徐力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没有继续往下问，不忍心再让他想起那残忍的一幕。
“事情发生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打死母亲以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跑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头也很昏。跑着跑着，我忽然想起，那是我妈，我得去救她！等我跑回家，我妈已失血过多，生命不可挽回了……”
屋子里一片沉寂，空气仿佛也凝固了。
“看到母亲的样子，我害怕极了。”他继续说，“这时，我看到一个放衣服的箱子，就把衣服掏出来，塞到床底下，把母亲的尸体放进箱子……然后我去了录像厅，那天晚上，我没敢回家，去了一家旅馆，住了一个晚上。星期五，爸爸回来了，他每周只回来两天。我没有勇气告诉爸爸发生的事情。我说，妈妈出差了。我想，拖一天算一天吧。星期五、星期六我睡在家里，妈妈的尸体就在我房间的隔壁，我直觉得心惊肉跳。爸爸一走，我锁上门也走了，住到同学家里。１月２６日，爸爸又要回来了，我再也不敢回家，就去了义乌。其实，我在义乌没有任何亲人和熟人。我刚在旅馆住下就被抓了。”
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
“你知道你是怎样长大的吗？”我问。
“在看守所里，我常常想着自己是如何长大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我突然发高烧，要马上送医院。妈妈背起我，一步步走到医院。我小时候很胖，妈妈背我很不容易。妈妈生我的时候，本应该剖腹产，但她听人说剖腹产对婴儿不利，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我生下来。那时，她走路都非常小心。她爱吃辣的，但听说辣东西对胎儿不利，便再也不吃辣的。每当想到这些，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母亲对我花的心思太多了。”
我以为徐力不知道这些，没想到妈妈对他的爱，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我对徐力说：“你想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孩子生活在不幸的家庭中。有的孩子的父母长期瘫痪在床上，有的则是精神病，但这些孩子却很孝敬父母，每天侍候他们，洗脸、做饭、干家务，哪怕有再多的委屈。因为他们知道，父母生我养我不容易！”
听到这里，徐力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我是个畜生，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母亲‘送走’了，我十分后悔……”
当天下午，我登上了全国少工委和金华团市委、少工委举办的素质教育报告会的讲台，我讲的题目是《为了孩子们的今天和明天》。能容纳１７００人的会场里坐满了人。
报告会后，一个初二的女生走上台，满脸庄重地对我说：“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徐力事件的报道。我当时就对我妈说：‘妈，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您像徐力他妈呀？’我妈说：‘那你也用铁头把我打死算了！’我对她说：‘我不会像徐力那样把您打死，可您的确很像徐力他妈！’”
这个女孩的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金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的说法。
徐力的同班同学说，他妈妈也像徐力的妈妈一样，整天逼他学习；他的家庭也类似徐力的家庭，没有欢笑，没有交流，没有自由的天空。
他们同情徐力，是因为他们同徐力一样，在家里有一种压抑甚至是窒息的感觉。的确，徐力从小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在家里没有秘密，没有自由，没有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快乐……这种环境的制造者正是徐母。强烈的占有欲和过高的期望值，使徐母对儿子的爱扭曲了。她把儿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以为生下了他就拥有了他，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自己的指挥，甚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认为“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关系”。在这种错误心理的驱使下，徐母把对儿子的关爱，扭曲成监视和压迫，使儿子在生活中失去了自由，在同学中失去了面子，人格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
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而在高压之下，孩子永远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一个人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去尊重别人，不会去遵守社会的规范。从小到大，徐母对儿子的看管、监视、打骂，早已把儿子的尊严消磨得荡然无存，促使他一天天地走向毁灭！事实上，徐力的良知已经在他杀死母亲之前就丧失了。失去了尊严，正是那些在压抑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的原因。
徐力事件发人深省。因为，徐力家庭发生的事件虽是个案，但相似的家庭也蕴藏着危机，有的家庭里甚至隐藏着悲剧的隐患！
今天，有徐母这种心态的父母不止一个，有徐力这种心态的孩子也不能说没有。在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的现象，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力越来越小。
遏制家庭关系的“沙尘暴”，治理孩子心灵的荒漠，要从解放孩子的生长空间开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呼吁过：“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把给予孩子自由的时间看做对孩子的施舍，那便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因为，从小在压抑和施舍中长大的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人的尊严。
解放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人类最不能伤害的就是自尊，在家庭中建立起亲情乐园，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要从尊重孩子的秘密开始。
2．成长需要理想
理想，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
理想，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失去了阳光，心灵世界就会是一片黑暗。
作为“知心姐姐”，我曾接过好几名要自杀的少年打来的电话。他们共同的感受是“活着没有意思”。
一名自杀未遂的女孩对我说：“早死晚死，早晚都得死。早死了，一切都能够解脱，您说是不是？”
我说：“道理是这样，人总是要死的。但人并不是为了死而活着呀。古代史学家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些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死得有意义，死了还被人民纪念。你才１３岁，正是大好的年华，又那么聪明、善良，以后会有机会做许多事情，你现在死了，该多么可惜呀！”
女孩说：“您说得也对。可我活着，我妈太累了。我妈工作那么忙，还整天为我操心，天天要管我，我死了她也就省心了。长痛不如短痛，我死了，他们顶多难过几天，可一辈子就轻松了！”
这个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的女孩，是那样地善良，又是那样地幼稚。她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１４岁的少年。他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是学校的三好学生、班里的班长。他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与所有同龄人相同的困扰。
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记者现场采访一个偏僻乡村的放牛娃。
“你在这儿放牛做什么？”
“让牛长大！”
“那牛长大以后呢？”
“卖钱，盖房子。”
“有了房子又做什么？”
“娶媳妇，生娃。”
“生了娃呢？”
“让他也来放牛呗！”
没有想到，这几句简单的问答，却诱发了这个少年的死亡念头。死前，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电视，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又怎样？找一个好老婆。然后呢？生孩子，让他也读书，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生命轮回，周而复始。”
“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这个１４岁的少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夜里，在与父母一墙之隔的自己房间里，他服毒自杀了。
一个个花季少年的自杀，一朵朵花蕾的过早凋谢，冷酷的现实给只关注孩子成绩的父母们敲响了警钟：决定孩子一生命运的，不是分数，而是理想。
今天，面对学历至上的社会，父母也很无奈。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途呢？可是靠考试得到高分数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吗？
父母过高的期望、过大的压力，使许多家庭“穷”得只剩下“分”了……感情贫乏，亲子之间的话题只有考试、考试、考试，成绩、成绩、成绩。家里失去了欢笑，也失去了应有的亲情。全家人围着“分数”转，孩子考试分数高，全家便喜洋洋的；孩子考试分数低，全家人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