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第13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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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解释实在是牵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圣子就是圣父，也就是说是上帝亲自降临人间给了人类福音和启示。但有人要问，至于这么麻烦吗？圣父何必变成圣子走这一遭？全能的圣父要洗涤人类的罪恶说不定弹弹手指就行了，要不然就像上次发洪水时再来个异象吓唬吓唬也挺不错，那效果比耶稣钉十字架好得多。
所以在基督教早期，对于耶稣的神性是有争论的，认为耶稣不具备神性的教派不在少数。按照这些教派的理论，耶稣的身份是先知，是圣父的代言人。这样角色再结合他的殉道就合理得多了。
比如说******教其实就尊奉耶稣是先知，是和穆罕穆德一个层次的。用穆罕穆德本人的说法，耶稣和他都是先知，都是来代替上帝（或者真主）传递福音和救世的。
从客观的角度说，穆罕穆德的策略更加的高明，他向后退了一步，不说自己是神子或者什么救世主，因为这个牛皮很容易被拆穿。之前基督教已经玩了一把二次莅临的把戏，他再来一次效果就差得多了。
他干脆宣布自己不具备神性，也不懂得什么神迹和神术，他仅仅是上帝的使者。当然，他很聪明的将耶稣从神坛上踢了下来，将其拉到了和自身一个档次，还宣布他穆罕穆德是上帝派来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大能的先知，以后人类再不觉悟，也不会有新的先知来启迪他们了。
在教义上说******教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框架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延续下来的那一套。但是穆罕穆德却成功的完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工作。而且从后来******教的发展来看，穆罕穆德非常的成功，完全不亚于圣保罗对犹太教的改造。
实话实说，李晓峰也很想完成一次类似的对苏联的改造，在保留旧有瓶子的前提下给换点新酒，让其重新焕发活力。
那么李晓峰想要的新酒是种什么样的酒呢？从经济上说就是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加强市场的作用。在政治上说摆脱********的束缚，用更合理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
先说前一项吧，要想摆脱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确实有难度，尤其是这个体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问题的时候将其推翻，这肯定不会让既得利益者高兴。
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就属是苏联的特权阶级，这一批人包括相当一部分老革命，以及类似苏斯诺夫一样的本本主义者。他们对老的教条墨守成规，不希望也不认为需要改变。
这一批特权阶级在苏联数量还是相当广泛的，具体来说包括大特权阶级和小特权阶级，大特权阶级自然是那些高级老革命，比如说中央委员这个档次的高级干部。因为苏联独特的分配制度，他们能享受华丽的超国民待遇。
当普通苏联公民为了仅仅能容身的住房、自行车和基本生活而烦心的时候，他们拥有华丽的别墅、高级小汽车和大资本家的生活待遇。而且这批人的特权还延续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身上。红二代们能依靠父兄的支持轻易的取得成功（比如说米高扬就是个典型，没有他的局委老哥，他能混那么好？）。而这样的父死子承的“传统”阻碍了其他“寒门”的晋升之路，拼爹的苏联将失去活力，将变成死水一潭。
李晓峰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局面，说实话很难。或者说基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要么就像斯大林一样，直接将所有的老革命和老走狗都干趴下，换一批新人取代他们。这种办法倒是简单直接，红二代之所以是红二代，特权之所那么特殊，根子就在权力上，没有权力这就是个屁。
老革命死光光了，其后代还想子承父业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算铲除了旧的特权阶级，而新的特权阶级恐怕又会很快诞生。所以我们能看到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突然对那些忠心耿耿的走狗出手，将包括卡冈诺维奇和莫诺托夫在内的走狗都打倒了。很显然，这就是斯大林想出的解决特权的办法，是准备将老头子干光给新人腾位置。
很可惜，这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在斯大林末期，苏联的特权阶级已经相当强大了，强大到一旦没有斯大林，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限制他们的。所以一旦有人想要妨碍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能联合起来让那个人滚蛋。
看看赫鲁晓夫的改革，客观说改革是对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可一旦赫鲁晓夫触及到特权阶级的利益，这帮人就联合起来让其“退休”了。
对李晓峰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存在，近二十年内党内斗争虽然激烈，但是特权阶级却并没有历史上那么强大，处理起来稍微容易一点。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特权阶级就好对付，参考犹太人的经验，旧的特权阶级（圣殿祭司和希律家族）是怎么扼杀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改革的，只要有利益存在，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李晓峰究竟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咱们往下看……（未完待续。）
424消化不良
特权阶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始终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分配制度总体而言是趋于公平。
当然，这种公平也是分对象和分国家。投胎在三哥那个地场就不要指望获得北欧的人权待遇。能投胎在发达国家不管怎么说还是比投胎在发展中国家要幸运。
换句话说，不同时期的俄国，这种公平也是不一致的。比如投胎在沙皇时代，除非你是贵族或者资产阶级，那真心不要指望享有多好的人权。苏联时代的老百姓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生活问题，但整体而言还是比沙皇时代要强。
不过，苏联时代的普通生活水准和发达的西欧平均生活水平比起来，就又要第一个档次了。而这种差异就是导致所有问题的根源。没有比较，就无法显示出差异，如果全世界都是老子崇尚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估计很多老百姓当牛做马还觉得有幸福感。
苏联的问题就在于同时代的对手们太强，让国内的老百姓一对比就显示出了极大的差距。再加上少数特权阶级的腐朽生活又放大了差距以及拉了仇恨，自然是千夫所指。
这种情况要么就学“曹县”，跟金家父子的那一套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将老百姓都当二傻子忽悠。不让他们发现真实的差距，这样能混一天是一天。但是哪怕是曹县也有多不胜数的脱北者。可见封锁和禁锢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套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话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将大家伙的需求都满足了，一切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只不过那种大同社会连老马都加了一个前提——生产力空前发达。
这个空前发达究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说实话，就跟有关部门是一个路数的，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指标。反正哪怕是到了21世纪，世界一哥美帝的老百姓是还没过上老马梦想中的生活的，至于比美帝还要壕的中东油霸和北欧圣母，虽然日子是过的不错，但是要说彻底的实现了大同，也是扯淡。
反正到22世纪看看老马的预言能否实现都是个问题。而且在李晓峰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质的丰富程度，而在于人心没有止境。这么说吧，一百年前，华夏人普遍在贫困线以下挣扎，那时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不打仗有安宁日子还能吃上饱饭就是大同社会了。
而一百年后呢？华夏老百姓的欲望还仅仅是吃饱肚子吗？恐怕顿顿有肉吃有衣穿都算不上啥天堂。找老婆都得有房有车，而要实现所谓的幸福感恐怕代价更高。
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百年前顿顿有大米白面就算幸福，而今天有房有车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力的进步真的能跟上人类欲望的拓展吗？这么说吧，人类的眼睛总是只盯着生活比他们好的那个群体，人家有的他也想要有。
客观上说这促进了竞争有利于人类发展生产力，但与此同时随着欲望的膨胀，当这些欲望无法实现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凭什么你丫开汽车老子就得蹬三轮？凭什么你丫住着豪华别墅，老子就得租房？这种比较在正常范围之内，是有益的，但是当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这种比较就会放大人心中的负面情绪。
苏联的情况就是如此，你想想，如果特权阶级仅仅比普通老百姓强一点，负面情绪还会那么强烈吗？当你丫一个堂堂中央委员都只能踩自行车上班，那普通老百姓还会觉得走路坐公交不公平不合理吗？
可能他们依然对生活不满意，但发泄的矛头恐怕不会对准高层或者制度。这就是华夏太祖那个时期，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没有多少人觉得上面的都是狗官，都是敲骨吸髓的王八蛋。因为大家的差距没有拉开，都在过苦日子。
但你要说太祖那个时期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都是人民公仆，那狗都要笑了。普遍的贪污受贿可能没有，但是占小便宜官僚主义作威作福什么，绝对是还是广泛存在。甚至越是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当年一个街道主任都是土皇帝，说你们家哪个小子姑娘下放那就得下放，说你不能参军上大学那就是一点儿戏都没有。要找他们办点事，一样是事难办面难看。总而言之，他们一样会“合理”的捞好处，只不过这种好处不是后来的几十万、几百万和几千万的大交易，可能是一匹布、一盒烟或者几斤肉。
反正说穿了，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私心，永远也不要指望所有人都公正廉洁，尤其是官僚，手握权力的他们，想要变坏实在太容易了。
这么说吧，哪怕李晓峰是个仙人也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坚持理想和信念，更多的人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三姑六舅有摆脱不了的人情。
指望通过教化和灌输让所有人都变成捷尔任斯基是不现实的，这个世界上捷尔任斯基总是少数，更多的是善于钻空子的普通人。所以想要靠理想解决现实问题，就等于是画饼充饥。
李晓峰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很清楚，暂时来看特权阶级是无法根绝的，他能做的是将特权阶级的特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至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越来越的仇恨和不满。
所以李晓峰想要做的不是彻底的消灭特权阶级，那是纯粹天真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做的蠢事，是费力不讨好。如果他真那么做了，恐怕不比历史上赫鲁晓夫的结局好多少，立刻就会被群起而来的大小革命闯将们打翻在地。
李晓峰想要做的是限制特权阶级的规模和特权的大小。将其控制在社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也就够了。更何况，有差距才会有动力，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苦哈哈的，恐怕也是人心离散国将不国了。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改革的目标也就有了，那就是消灭那些比较过分的大特权阶级，将这些不受约束的特权装进笼子里。比如第一条就是领导干部终生制，第二条就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两条太坏了。
第一条等于是给了特权阶级铁饭碗，反正无论如何都不会丢饭碗，做不做事、怎么做事就不重要了是吧！至于第二条，官只会越当越大，那还怕什么，反正犯了错误也不会丢掉乌纱帽，搞一点权钱交易不是很方便。
作为组织部长，李晓峰在这个方面发言权还是颇大的。反正先在党内施行这两条，卡住了党员也就卡紧了苏联的干部队伍。从卫国战争爆发以来，打着一切为了保卫祖国的由头，李晓峰和鲁祖塔克可是对干部队伍下了狠手，凡是官僚主义气息严重的，凡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只要你犯在他们手头，妥妥的要丢官。哪怕你丫的老子兄弟是老革命也不行，在卫国战争这个大前提下，没人敢为他们说好话。
至于老革命，老革命办事不力一样要被追究责任，那些资历老但能力低的也在这次战争中被清扫了一遍，要么退二线要么离休养老，总而言之能者上不能着滚粗。
说实话，一度压力颇大。也就是李晓峰和鲁祖塔克联手才能扛得住。而且也得感谢这场战争，在生死存亡的威胁下，没人敢打马虎眼，而这也无形中减少了相当的阻力。
总而言之，干部队伍的净化是有成效的，虽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着实给党的中基层充实了一批有能力而且愿意做实事的年轻干部。就连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都相当的满意。
当然，李晓峰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成功了，实话实说，这算个屁的改革，根本就还没开始改革好不好。某人真正在意的还是经济制度这一块，这一块不作出改变，意义不大。
动这一块才是改革，前面那个仅仅算是完善了用人制度，算不上设么改革。按照李晓峰从后世学来的经验，计划经济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时期还有点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生产。但是过了这个时期，其负面效应就会爆发，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合时宜。
而在李晓峰看来1960年对苏联来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以前，计划经济还能维持和有所发展，而在此之后，基本就只能算一年不如一年了。
为什么呢？这还要从苏联的经济形势说起，十月革命之后就不用说了，算是一穷二白。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都必须集中国家资源搞建设，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可以完全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1950年左右应该能最初的原始积累。
不过因为二战的爆发，惨烈的战争吞噬了不少之前的努力，再算上后面恢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以及不景气的世界大环境，很有可能苏联在1960年前后才能完成这个积累。
而在此之后，问题就要开始爆发了，什么问题呢？缺乏更多的动力了。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一切国计民生都要靠计划，一个工厂、一家企业生产多少商品完全靠国家的计划，国家说你生产多少你就生产多少，而且销售什么都不用管。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和消费群体是完全脱节的。对企业来说，国家命令它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缺乏创新的动力。而对于消费群体而言，所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