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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0章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3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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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身体虚弱,睦仁也是如此,他幼年时胆子极小,文久四年发生的“禁门之变”当中,长州藩兵炮轰京都的皇宫,12岁的睦仁竟然被炮声吓昏过去,以至于朝臣都担心,以后要是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此虚弱胆小的君主马上会被吓死。

在倒幕成功之后,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等人便开始对宫廷制度进行大改革,取消君主身边的诸多女官,对少年天皇进行尚武教育,力图将其培养成维新派所需要的、思想开放又尊重传统、身强体壮又崇尚武力的年轻君主。而从现在天皇的表现来看,维新派的教育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可能是有贼徒作乱。”伊藤博文含糊的答道。

明治天皇转头看了伊藤博文一眼,伊藤博文垂下了头,微微一躬。

明治天皇当然明白伊藤博文这么说的意思,叹了口气。

在西南战争结束后,为了彻底扫清守旧士族的势力,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心向西乡隆盛的士族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算,使得很多人获罪入狱,而伊藤博文对于西南战争给日本民心造成的巨大裂痕一直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只会加剧国内的矛盾,不利于日本的和平发展,是以多次建议天皇制止,并要求设立“战争遗族抚慰会”安抚战争中的受害民众,天皇虽然对伊藤博文的建议表示赞同,但时至今日,伊藤博文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伊藤卿。朕会按你的建议去做的,你放心吧。”明治天皇说道。

“陛下皇恩浩荡!天下亿兆有福了!”伊藤博文有些激动的鞠了一躬。

正在这时,侍卫长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明治天皇注意到侍卫长面色苍白,知道可能是出了大事。他镇定自若的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是有贼徒作乱吗?平定了没有?”

“陛下,岩仓右大臣阁下……在家中被贼徒给杀害了!”侍卫长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什么?”伊藤博文闻言一时间心胆俱裂,只觉得眼前一花,接着便是满眼的金星。

“右大臣家中戒备森严,朕又增派了卫士。怎么还会这样?”明治天皇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镇定,但声音已然变得沙哑起来。

“禀陛下,这一次……贼徒十分猖獗,右大臣阁下家中卫队百余人,也和右大臣一道殉难了!”侍卫长垂着头,用极其沉痛的声音回答道,“大警视大迫阁下闻讯率军警三百人前往讨伐,结果也给贼徒击散了!大迫阁下也被贼徒给杀害了!首级插在木桩之上!”

“是这样……”听到这有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明治天皇竟然没有倒下,而仍然保持着一副镇静之态。令周围的人们大感惊奇。

“贼徒是什么人,查到了没有?”明治天皇问道。

“据称贼徒给击毙多人,但现场未寻获尸体,是以还未得知……”侍卫长小心的答道,“不过据右大臣家中女仆言,贼徒杀害右大臣阁下时,曾和右大臣问答数语,言称为死去忍者报仇,可能是甲贺和伊贺的忍者……”

“那就是说,是林逸青所为了。”明治天皇喃喃道。眼中闪过恐惧之色,他象是有些站立不稳,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这是……在向政府示威么?”伊藤博文想到林逸青可能会做什么,心中满是寒意。

“伊藤卿。朕应该早些听你的话才是。”明治天皇叹息了起来,“岩仓卿犯的错误,和大久保卿一样啊……”

想到为日本的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岩仓具视现在已然不在人世,伊藤博文一时间泪流满面。

林逸青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岩仓具视和大迫贞晴的死讯,对于这件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的大事件,各国报纸都做了相当详细的报导。林逸青知道,望月姐妹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他现在担心的,是忍者们的伤亡情况。

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这一次忍者们采取的是强攻而不是暗袭望月姐妹临行时他给她们下达的任务是暗杀岩仓具视,但不排除情况有变,日本政府加强了防卫,望月姐妹临时调整了计划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伤亡是在所难免的,他只希望忍者们的伤亡不要太大。

由于忍者们一向行踪诡秘,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处理自己人尸体的办法,绝不将尸体留给敌人,所以关于忍者们的伤亡,各国报纸都语焉不详,有说打死十几人的,有说五六人的,有说没有伤亡的(这一点不太可能),林逸青猜测哪怕这样激烈的战斗,忍者们的死伤应该不会很多,也许不会超过十人,但现在他一直在船上,没有接到报告,是以也有些吃不准。

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人杰们已经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死在自己手上,林逸青不由得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些心惊,不过他的思绪,很快便转回到了乾国上来。

日本现在已经等于是废掉了一半,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这段时间,便是乾国宝贵的崛起时机!

可是乾国的事情,要比日本难办得多!

从回到乾国之后,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意识到,乾国的改变,要让他付出更大的心力。

对比日本,乾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愚顽和保守,可以说超乎他之前的想象。

中土传统王朝一直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乾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乾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全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乾。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大乾朝廷自视为“天下共主”,而马戈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土王朝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戈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全隆皇帝;乾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佳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土。

而到了韶光显凤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土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禁烟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土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乾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乾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天津条约》签字之际,显凤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土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显凤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土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显凤十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显凤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敬亲王宜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土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乾军各路勤王之师战败,死伤惨重,战火波及京郊的皇家园林。显凤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敬亲王宜欣。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显凤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显凤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乾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敬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显凤皇帝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显凤皇帝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当年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大乾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乾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显凤皇帝死后,彤郅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大乾朝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显凤十一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彤郅皇帝。为此敬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当时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天朝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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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七章礼治之困

事实上,大乾朝的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天朝皇帝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体制格格不入的!

彤郅六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直隶总督李绍泉认为,与敬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他的老师曾伯函则认为,宁煦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土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中夏之礼制”。

而直到彤郅十二年,18岁的彤郅皇帝正式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彤郅皇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乾方坚称:“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土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土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土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大乾朝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后,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乾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彤郅十二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彤郅皇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天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戈尔尼出使时已过去了整整80年!

彤郅十二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大乾皇帝,在外国人看来。本是天朝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但当时乾国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国朝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连爱记日记的朝廷大员们,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都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可以说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仅仅一个是否下跪的礼仪问题,就搞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不但为此争执多年,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和外国人交涉而失去了很多实在的利益,放在后世,也许很难想象。但在这个时代,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作为大乾帝国的精英阶层,信奉儒家的道德理论的士大夫们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外国人“尧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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