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6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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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蛇调走，免得碍徐大人的手脚。
为什么要请走冯子材呢？原来他老人家在彤郅十年的时候以广西提督的名义上折子参劾过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如今徐大人携天子之命“卷土重来”，张芝栋认为武人出身的冯子材自然不会对这个当年参劾过的书生买账。徐大人一介书生难免吃亏，这种绊脚石必须要搬掉。不过，还没等张芝栋等人的“搬冯行动”有结果，远在广西的冯子材就听到了风吹草动，与其被很没面子的“请”走。倒不如自己先托病告老，遂于光旭九年六月上折子请辞广西提督一职（对于一个六十多岁奔七十的老人来说，“告病”这个借口是屡试不爽的），空缺暂时由北宁守将黄桂兰接任。
对于倪文蔚倪画家，清流派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为了搬走徐延旭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张霈伦上表给倪大画家下了如下一长串的批语：“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傻子都知道这里所谓的‘知兵大员’指的是谁），庶中原得一贤抚。沿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
这席话从以参劾大臣出名的张霈伦的嘴巴里说出来倒也算是客气，倪画家至少还是“贤抚”。不过，在另外两位老兄周德润和廖寿恒的奏折里就没那么客气了。一个说他“才略素短”，另一个说的还要不客气，“局量稍隘”。可怜老倪没有冯子材那般的灵敏嗅觉，还毫不知情地当着他的广西巡抚，直到光旭九年九月初九被平调到了广东担任巡抚，而接任广西巡抚的正是徐延旭（倪画家倒也是因祸得福，如果他还在广西巡抚的位置上杵着的话。河内屠城事件后被革去官帽、扒掉官服锁拿下狱的就是他老人家了）。
说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非将才也”倒也没有夸张。但是徐延旭大人就是“长吏事、习战阵、习洋务、习边情”的将才吗？一个充其量就见过几次越南进贡使者、去剿了一次匪寇、编写了几本扫盲级别的小册子的三脚猫比起倪文蔚来又能好多少呢？
老徐接到任命倒也没有怠慢，在上了谢恩折后即刻到任并很快进驻当时东线乾军的后方基地谅山，但是却死活再也不肯往前走了。北宁离战场太近，老徐还是惜命的。于是乎，前线的事情统统扔给了驻扎在北宁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和颇得老徐信任的广西道员赵沃。
说徐延旭在谅山混日子，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老徐自从进驻谅山开始就一刻不停地将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往北宁运。从这些事上来看，徐延旭根本不能算是“昏庸无能”。但是他的“杰出能力”是体现在当一个合格的“后勤运输大队长”上，而不是一个杰出的“前敌总指挥”上。将一个后勤官员推到军政主官的位置上对于军队而言那是犯罪。罪魁祸首是谁呢？亲手将徐延旭推上如此高位的清流健将们。
老徐知道自己的处境吗？当然知道！因此当最后一批物资运进北宁后。离七十岁没几年的徐大人于光旭九年八月上折子：“现年六十有余，不比前次出关（指剿灭黄崇英的那次），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能回桂林省城调理最佳。”可是他所托非人，居然交请倪文蔚倪画家代转告假。也不想想老倪是因为谁而从广西调到广东的。当年是因为你我被调了职，现在你把名声做出来后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啊上哪里去找着等好事？倪文蔚对徐延旭的请求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而在京中清流健将们却以为徐大人在前线不痛快是因为无人喝彩，于是乎就越发起劲地为他们亲手树立的“典型”摇旗呐喊起来。无奈的徐延旭又于光旭九年十月再上谢恩折子，自提“老病缠身，乞归故里”，而他的“粉丝团”们一直为老徐摇旗呐喊的那几位宝器们不干了，好不容易树立的典型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呢？否则这不是给说过徐延旭坏话的李绍泉等人嘲笑的资本了吗（李绍泉曾经建议调回徐延旭，说他“实不知边情，非领兵之才”，这样看来还真的是在救他。老徐如能在那时就坡下驴，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倒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般地步）？因此，老徐的谢恩折子被“粉丝团”们理解成了“谦虚”结果当老徐还在谅山眼巴巴的望着朝廷的恩准批复时候，河内屠城事件一下子爆发了。
其实当初朝廷任命徐延旭为广西巡抚的本意，是想要他牵制并监视云贵总督岑聿瑛和云南巡抚唐炯以及两广总督张树声这些不怎么听话的疆臣。并将越南详细情形查明报告，并不是要他领兵和法国人开打。结果老徐领会错了精神，他到任后先和岑聿瑛、唐炯通了声气（没有和张树声通声气是因为他和张树声不和），然后便在岑聿瑛的忽悠下一头加入到了他们一伙当中，支持黑旗军同法军对抗。结果使得局面进一步失控，终于在河内屠城事件上来了个总爆发。
这样一来，被清流健将们树立为“正面典型”而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徐延旭徐大人终于可以放下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了，但是走得却不那么风光。
光旭十年3月26日，因“擅启边衅”致“乱兵屠戮越民，焚毁名城”，广西巡抚徐延旭被革职拿问，同一天被革职的还有云贵总督岑聿瑛和云南巡抚唐炯（“本日奉旨：据林逸青电报，河内全城被桂军党敏宣部焚毁，生民惨遭屠戮。尸如山积，血流漂杵，法越大怒，几欲合兵报复……徐延旭株守谅山，茫然不知，毫无布置，殊堪痛恨”）。大乾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再一次为他们的无知和迟钝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这黑锅也不好意思扔给事发前就把问题一针见血指出来的李绍泉了。于是乎，这口大黑锅就背到了被清流健将们的摇旗呐喊一步一步推向身败名裂的徐延旭那老朽的背脊上。
徐延旭被革职后被戴上镣铐装上囚车，起解北京交部议罪。半路上遇到了岑聿瑛和唐炯的囚车，于是并做一路前行，可谓是“难兄难弟”，如果两广总督张树声也来的话。简直就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徐延旭就在那里哭，也不还嘴，岑聿瑛骂了一会儿，口干舌燥，自感没趣，便住了口。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唐炯突然开了口。
“老岑，你告诉我，‘滇案’那一次，到底有没有你的事儿？”
听到唐炯突然问起了当年“马嘉理事件”这桩陈年旧案，岑聿瑛不由得一愣。
“老唐你什么意思？”岑聿瑛问道。
“我就问你，那次的事儿，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唐炯哼了一声，又问道。
“和我有甚么关系？再说那事儿不是早就了结了么？你怎么想着今天问起来着？”岑聿瑛立刻予以否认，但他想起往事，毕竟心里还是有些发虚。
“你别忘了，那次的事儿，可是这林逸青的同胞兄长林文襄给摆平的。”唐炯平静的说道，“要是那事儿和你有关系，你可就欠着人家一个情呢，一口一个林氏小儿的，就不合适了。要是那事儿和你毫无关系，这一回没人翻那案子，你的罪名还能轻一些，保不准还可以保命。”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翻这案子？”岑聿瑛突然感到了一阵寒意，追问了一句。
“我瞎猜的。”唐炯说完，倚在了囚车的木柱上，闭上了眼睛。
岑聿瑛给唐炯的几句话弄得心神不定，他立刻又开始回想起“滇案”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来……
最关键的和他岑聿瑛有关的证据那封他写给滇军左营都司李珍国“同意动手”的密信，已经被他花重金从李珍国手中拿回，烧毁了啊！
而知道内情的李珍国曾向自己保证，一定守口如瓶，“就是以死相逼，也绝不牵累他人。”
“……在蛮允地方遇见马洋官，革员（李珍国自称）见他路票执照，优礼相待……革员与土司商量，用自己的骡马替他们驼载货物，派人护送……说听闻有洋人们带领洋兵前来，要齐团保护地方，革员因事关重大，将原信明宫保请示，因路途甚远，未奉批示，革员并未写信带与地方绅士们，如查有革员写过书信，情愿认罪。”
虽然时隔多年，李珍国当年的供词，岑聿瑛仍是一字不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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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四十八章欺君之罪
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就李珍国书信问题一个劲的纠缠不清，狮子大开口的索要利益之外，一定要治岑聿瑛的罪，曾令岑聿瑛一度心惊胆战。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朝廷委派李绍泉的胞兄李筱泉和薛焕前往云南查办此案，一个月后，李筱泉、薛焕将查办滇案的最后结论奏报朝廷，确定杀死马嘉理及阻止柏郎“抢险队”的都是滇缅边界深山密林中的“野人”。在钦差大臣审讯时，英国使馆参赞格维讷曾派有他的随员去旁听，他在给威妥玛的报告中，说李筱泉等的结论毫不真实，威妥玛据此就滇案本身大肆刁难。早在滇案发生后，他就一再专横地硬说该案是滇军左营都司李珍国所指使，其目的是要说成这件事与乾国地方政府有直接关系。此前他多次向总理衙门咆哮说：“马嘉理被杀及柏郎被阻，其根由在朝廷大吏均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聿瑛是奉旨，今唯有问之乾国国家如何去攘外之心，如何保其将来。”要求“岑聿瑛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筱泉、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乾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其恣肆狂妄，达到新的高峰。到五月底，威妥玛除了就滇案本身继续纠缠外，更再度追问优待公使及整顿税厘两事的切实办法。总理衙门这时已得到了李绍泉的报告和林义哲就此案的处理方略，断然拒绝将岑聿瑛等提京审讯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威妥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括了一下之前的各种要求，列为八条，向总理衙门提出以此作为免将岑聿瑛等提京的交换条件，也被总理衙门断然拒绝。
为了诱迫乾国政府答应，威妥玛又调整了要求，称八条中暂不包括优待公使问题，所着重要求的是：一、总理衙门应奏述滇案的发生及钦差大臣查办经过，奏折内须说明何以英使不能接受那种查办的结论。出奏前，折稿须经英使阅看；二、上项奏折及相应的谕旨须列入告示，张贴全国，以两年为期。英国官员得随时要求由乾国官员陪同赴各地察看张贴情形；三、乾国内地如发生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得派员观审；四、应谕令云南当局派员协同英国官员调查滇省边界贸易情形并商订贸易章程；五、英国得派领事驻扎大理或云南其他地点察看贸易情形，以五年为期；在重庆亦同；六、乾商洋商都可请领税票（半税单）；乾国须在沿海、沿江、沿湖多开口岸，如大孤山、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南昌、温州、北海、水东等；乾国如同意这些要求，英国愿商议调整鸦片入口税；乾国如同意“口界”免厘。英国还允许通过国际协定准乾国增税；七、以上六条定明后，乾国使臣应前往英国，国书内须声明对滇案表示惋惜；国书须先经英使阅看；八、偿款应包括马嘉理家属的抚恤、柏郎等损失的赔补、印度派兵护送柏郎等及英国调遣兵船等费，其总数听英国政府决定。在随后的谈判中，威妥玛提出偿银20万两（兵船调遣费不在内）的数目。十分明显，这八条把多年以来英国关于通商利益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了。但总理衙门还是毫不客气的予以拒绝，加之乾国驻英副使刘锡鸿在伦敦遇刺，总理衙门对威妥玛进行了严厉的质问，随后并提出了反制的要求。威妥玛坚绝拒绝，并威胁要下旗回国。总理衙门竟然也没有理会。威妥玛因而愤怒的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而总理衙门顺水推舟的让直隶总督李绍泉负责和威妥玛进行谈判。
在天津的威妥玛并不甘心同北京方面中断谈判，他派秘书梅辉立去总理衙门商议两个文件的措辞，一是前述八条要求中第一条所说的奏折，二是邀请各国公使讨论商务厘金的照会。梅辉立对谈论间涉及英国八条要求中的偿款一条，和威妥玛一样的恣意勒索，声称款数既应由英国政府决定，“无论索偿数千，或少至数万。或多至数百万、数千万，乾国必当应允，无可商量”；乾国方面当然不会允许，谈判不欢而散。随后威妥玛再提将岑聿瑛传京。又照会总理衙门，把前此谈判所得的协议一概推翻。至此威妥玛同大乾中枢的谈判宣告最后破裂。
威妥玛如此骄横恣肆，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看清大乾帝国政府不敢坚决反抗自己的勒索，而总理衙门只是向他一步一步地退让，不愿一下子全部屈从，他对此感到不耐。想以最后的决绝姿态来迫使当时各个要求都得兑现。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总理衙门这一次表现出了异常强硬的态度。他出京后，乾国政府通知李绍泉在津与他定议。李绍泉曾对威妥玛表示了挽留，但威妥玛却表示“滇案除提京外别无可商”，“不愿在津会商”；但他并不关闭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声称“非不信中堂，实信不过总理衙门”，如乾国政府派“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去上海向他作更多的让步，仍有商谈的余地。威妥玛随后离津南下。李绍泉是以也不再挽留。
威妥玛破坏北京谈判的情况报告到伦敦，正值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英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在给威妥玛的训令中强烈表示“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这实际上划定了威妥玛行动的限度。但外表上威妥玛还装出强硬的样子，他通过赫德继续对大乾朝廷中枢实行威吓。赫德在与威妥玛会晤后致书李绍泉说：“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又说：“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信中还指名要李绍泉去烟台与威妥玛会谈，但行前“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必有新样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