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食物的历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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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食用养殖第14节 蜗牛的先锋者
猎食革命——从食物收集到食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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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田野运动俱乐部的菜单
蜗牛的先锋者
蜗牛在当代高级烹饪术中与龙虾和鹅肝酱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在美食者中的口碑并不一致，上升到目前的显赫地位也相对要晚一些。大约是在２０世纪，巴黎的一些餐馆老板对某一乡村烹饪风格特别青睐，这使得蜗牛从被排斥和蔑视的社会地位中得到了复苏，并且成了一种美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粮食紧缺的年代，高级厨师才把它作为食物提供给大家，即使是现在，在法国，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一些地区外的现代化西方国家，人们还心存感激地记着蜗牛这道菜。然而，和别的软体动物一样，蜗牛应该在食物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它是我们故事的主角，而且可能解决我们故事中最神秘的问题之一：人类为什么成群饲养别的动物；作为食物来源，这是怎样开始的？
蜗牛比较容易饲养，勃艮第的食用蜗牛（现在最好的一种蜗牛），由饲养者仔细给予草本植物或麦片粥进行喂养。它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食用时； 蜗牛包在壳里端上桌，再加以一个盛大蒜和黄油的容器，在碟子里进行调味，浪费很少，但营养价值很高。与难以驯服的四足动物（被认为是第一种作为食物来源的饲养动物）相比，蜗牛更易于饲养，海产的蜗牛可以集中在一个天然的岩池中饲养，陆生的则可以围一块蜗牛密集的有沟场所进行喂养。最初的蜗牛饲养员； 通过手工挑选出小的和不利饲养的蜗牛； 很快就能从选择性饲养中获取利益。蜗牛是一种食草动物，不需要额外的食物消费；它们可以大量成群的饲养，不需要火和任何特殊设备；它们对人不具有攻击性，也不需要选择或驯养领头动物或借助狗来进行帮助。它们几乎是一种营养全面的食物，是商人旅行，朝拜和举办活动的上好之选，如在短短几天的旅行中，带上蜗牛； 例如eremina； 外加一点水，就可以跟带大量的肉有一样的营养作用。
在古代，蜗牛饲养是相当大的生意，勃艮第食用蜗牛的祖先在古罗马是装在一个饲养笼里，塞满了牛奶进行喂养的，直到蜗牛大的充满贝壳，这就导致了吃蜗牛成为一种奢侈，只有少量的蜗牛被美食家和病人享用。（美食家在医学论文中被称作赛尔苏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地区有大量的蜗牛壳，可见蜗牛在古代苏美尔人的饭桌上是一道常菜，这看起来好像是在波斯顿中心挖掘出来的一个软体动物农场的遗址（距今约８０００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段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代的蜗牛堆显示那时的蜗牛，其平均大小要比现在的大，因而，似乎在冰河时代晚期的蜗牛复活节，蜗牛已经进行了大小的选择。那个时期的蜗牛壳堆和蜗牛种类很常见，可以说规模巨大，以致除了有学术禁例，我们认为，这是系统性的进行食品生产的证据。在难以摆脱食物史上发展和进步模式限制的情况下，这些食物的养殖开展得如此之早，简直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蜗牛的养殖很简单，它不需要技术支持，与常见的食物有着类似的收集和储存方法，但教条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其实，蜗牛养殖可能比传统观念中的还要早几千年，从贝壳堆形成的地层学顺序来看，吃蜗牛的人明显早于依赖复杂技术进行狩猎的殖民者。弗兰克提岩洞是阿格利得南部的一个珍贵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约１０７００年前的巨型蜗牛壳堆，上面覆盖了很多其他动物的骨头，最主要的是红鹿的骨头，其次是大约４０００年后的金枪鱼骨头。
软体动物可能是第一种被人工饲养的畜牧业动物，其重要性还没人提到过，更少有人会对其进行调查或者承认此事的真实性，因为支持它的证据很少，所以必须进行试探性的假设。蜗牛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同时有许多甲壳类古代动物的残余体分布在它周围，这些残余物成堆的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开发海洋生物作为食物的过程中，提出畜牧业先于狩猎出现是很合理的，因为捕鱼就是狩猎的一种，它需要高超的技术，加以诱饵，进行辅助支持。相反，软体动物的养殖只是一种自然的聚集活动，是可以手工进行的。在古丹麦的大型贝壳堆中，最主要的物种是牡蛎，海扇贝，蚌类和玉黍螺，但还有许多别的生物，蜗牛就大量存在于其中。在中石器时代，软体动物的贝壳堆开始大量增长，它们密集在欧洲西部海岸，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他们安静的生活着，延伸的长度几乎相当于美国整个太平洋海岸线的长度。在苏格兰的奥本和拉恩，在布列塔尼半岛盛行卡普萨文化的北非地区，在加利福尼亚，阿斯图里亚斯伊比利亚海岸的塔霍河流域，它们更是惊人的集中。贝壳通常在各地的淡水滋生地堆积。牡蛎是贝壳中引人注目的成分，它无需与称作‘牡蛎养殖’的东西联系起来，因为即使是人工堆成的也不存在着选择性饲养：在中石器时代牡蛎的消费量大幅度增长，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牡蛎采集技术的进步。在塞内加尔沿岸，科西嘉岛的黛安娜湖以及法国旺代的圣米歇尔雷默地区，有大量的岛屿都完全由丢弃的牡蛎壳堆成，并且，这些牡蛎壳堆在海洋资源丰富的地方。在缅因州有一个约有七百万蒲式耳的贝壳堆（蒲式耳是容量单位，１蒲式耳＝８加仑）。
在上述的许多地方，贝壳聚集速度的增长，通常发生在６０００到８０００年前，代表了食物史上不可推测的一次革命。历史学家通常预测，大范围的饥荒可以引软体动物消耗的增长，但是小范围的更利于饲养生物，通过供应更大量的贝类动物，可以得到更好的效益。考古学家把软体动物当作一种采集食物，但哪里消费的多，哪里的效益就好，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系统性的养殖动物。
蜗牛引起了一场革命，可能会抵触英雄和浪漫的意义，然而开始系统性的生产食物显然需要包括物种历史上与食物相关的一些革新，这种革新在传统上分为两条形式，它们都是以先进的模式作为特征的，分别是农业和植物食物物种的科学改革，此二者很容易被归为通过聚集生长，同时放牧和畜牧业都认为是狩猎运动的发展结果。他们都间接的误导了传统观点：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饲养都可能比狩猎要早，软体动物的养殖就是一种畜牧方式，与任何一种被称为打猎的活动相比，更像是一种聚集活动，一些农场可以通过非狩猎方法来得到驯服的动物，例如对动物进行断奶，使其迷路。或者吸引动物到他们的住处来，然后农场主就可以改变饲养方式，使他们定居下来。这些生物中，有的可用来消灭害虫，有的可以作为天然的“食品处理机”：反刍动物和食草动物能够直接将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能源转变过来，例如放牧过程中给予坚硬难吃的食物，用厨房的剩菜剩饭进行喂养，这样到人嘴里的则是美味的被称为肉的东西了。在饥荒时节，则可把他们当作可移动的食品库来用。传统的分类法依然较为合理，因为它将食物分成了独特的两类，在理论上这两类食物互相关联，可以先后进行处置：首先是动物，其次是下一章中将要讲的植物。
第三部分 食用养殖第15节 养殖还是不养殖呢？（1）
放牧的起源几乎是永恒不变的，选择性的进行畜牧业养殖，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也有着关于它的错误的假说。放牧在生态历史上，被错误的认为是特殊的发展，它不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独立发展，即使现在它已经出现于世界各地，传统的观点也认为这是扩散的结果：一种活动出现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地方，经过一次运动变革必然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如通过移民，战争或者部落传播。这种理由在学术界依然很流行，但是，这实际上应该丢到旧时代的垃圾箱里。传播发生在阶级制度的知识分子中间，只有特别受上帝关照的人才会有伟大的创意和想法，一般的人只能通过学习他人来取得进步，这种观点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占着主导地位。白色人种所在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目的是宣扬减少养殖的好处，这在人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界是很有说服力的。学术界所记载的传播途径，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源头，用相同的模式，相同的研究方法传播开来，然后转变成了别的学科。
然而，还有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可供选择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事实上，放牧是再普遍不过的事了，我们可以找到它毫无特殊性的证据。但是，一些事情来的很容易，我们几乎可以很自然的说，人和别的动物是同时进化的，我们所驯养的动物与我们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拿它们作为食物，或者用它们来消灭害虫，也可拿来进行取乐，甚至可以在狩猎，工作或战争中，将它们作为助手。同时它们是由我们所喂养，受我们保护的。这种关系就如同虱子或者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海鸥与渔民的关系，再或者是我们下章中将要讲的作物与耕者的关系。采集，狩猎和放牧通常是渐进发生的，在我们史前变化的简表中，是一个接一个的发生的，是获取食物的一套完整技术，是同时发展起来的。
许多狩猎文化中人们并不接受自然的施舍，他们将牧群赶到特定的地方，开辟出新的放牧之路，建立护坡等保护设施，这是放牧的一种方式。为了控制环境，他们用火来捕杀猎物，用这种方法美国东北林区的土著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储够了食物。在林木稀少的地方，猎人们则在树上刻路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林间自由的活动了，他们也有权对动物使用陷阱，这些动物包括麋鹿；鹿，海狸，兔子，豪猪，火鸡以及松鸡等。同样道理，早期在澳大利亚的欧洲人看见对面海岸线上升起的、几乎笼罩整个澳洲大陆的巨大火焰，就是土著人在用这种方法来控制袋鼠的栖息地。但一些猎人并不采用这样的方法，而是采用别的方式，使自己成为永久的牧人。但这些打猎方法明显是属于一个整体的，包括了田园主义，改进状况和成为牧羊人的决心。这主要依赖于考虑的是否周全，如果可供打猎的动物很丰富，再经历田园主义的额外困难则没有必要。经历田园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可进行选择性饲养，给猎人处置动物的机会，详细的品评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口味，尽管是相似的结果，但是如果放慢速度的话，就可在打猎过程中挑选出不利于饲养的动物，一旦放牧开始了，选择性饲养也就开始了。
查尔斯•；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对畜牧业的饲养方法进行过研究，揭开了自然是如何工作的奥秘，比如一个饲养员所选的物种，应该附合适者生存的要求，在他研究的早期，假定了系统性的饲养是发展的最后阶段，那时，人类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社会，这个假说因他执着的态度而得到了认可。他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进步的，人类的本能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为他敬重畜牧业的饲养工艺和技术，认为这是不能亲易学会的，很难懂的东西，但是实际又很需要，达尔文不希望自己被精通饲养技术的人称作未开化的野蛮人。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例子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知道柏柏尔人的骆驼比阿拉伯人的后代有一个更长的家谱。蒙古人饲养白尾的牦牛，卖到中国作苍蝇掸子用。奥斯帝亚克人和一些爱斯基摩人把穿着统一服装的狗当作宠物，南非的达马兰人因为同样的目的养牛。达尔文发现在南非，人们的区别能力通常很强，他们能够区分哪些牛是属于哪个部落的。圭亚那的土鲁玛印弟安人选择了最好的母狗给他们最好的狗配对，这样就可以拥有两种装饰用家畜的优点了。根据达尔文的观点，几乎没有国家的人比火地岛的人更野蛮。但听布里齐斯先生说，有人问代表团的人，野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强壮活跃的母狗，他们竭力使它成为一条好狗，仔细的给它好吃的，那样它的后代才会强壮有力。最吸引达尔文注意力的是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威加记载的，他说印加人有规律地从其猎物中，选取最好的鹿放回到大自然中，以便改良品种，因而，印加人和苏格兰冒险家有着相反的经历，那些苏格兰的冒险家定期杀死最好的牡鹿，那样就引起了物种的退化。
这些证据，迫使达尔文修改他对历史上系统进行畜牧业饲养的地方的预测，这是早期盛行的改革，畜牧养殖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进行食物生产，这可以从多种途径着手，打猎当然是其中之一。这就使得我们去假想一段先于狩猎的人类历史，当时，贪婪的原始人将食物聚集在碎石周围或者老死或病死的动物骨周围，这些食物有精选的食肉动物。但是在食物历史上，关于以狩猎来获取食物和与腐肉为食的区别的争论，是错误的假想。大部分食肉动物是两者皆有。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是活捉还是捕食尸体。只有在活的动物中才能进行食物养殖，最简单的聚集物种的方法，是在动物爬行时进行活抓或者使其掉进陷阱。别的可能性是，它和人之间有一股亲密的相互吸引能力。有的可以在狩猎过程中掉落陷阱，畜牧业曾经很少出现在狩猎文化中，除非出现了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放牧阶段，这经常发生，但并不普遍。奇怪的是在某些地方真的曾经发生过。
狩猎是一种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