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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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庄子》原有的唯物论倾向的观点，严复多次举例说明其正确性，如“秋毫之端”，他评曰“秋毫小矣，乃至其端，乃至端之万分未得处一焉，此算学家所谓第三等微分也”。［54］又如庄子所谓“视之而不见”［55］与老子的“希”、“微”、“夷”等概念，严复评道：“光曜亦自无物，故曰，予能有无。然尚有光，可以目治，故曰，未能无无。”［56］严复的评语是以近代数理科学为基础，对它们重新解释，作出合乎唯物论的注释。
庄子的《齐物论》一篇，包涵对事物本体的认识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两层意蕴。这一命题可分两组理解：（一）齐物，论；（二）齐，物论。以这种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很容易混淆事物的类属差别，混淆事物各自具有的内在本质。对此，严复认为，“物有本性，不可齐也，所可齐者，特物论耳。”［57］事物千差万别各有本性，不能千篇一律，强求划一；但对于事物的认识，却可能取得一致。在这一命题中，严复超越了庄子原著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步入了唯物主义的轨道。
当然严复的某些评语中也明显含有唯心论观点，如内篇总评称：“由是群己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处则为大宗师，《周易》见龙之在田也。出则应帝王，九五飞龙之在天也，而道之能事尽矣。”［58］借用《周易》来为自己论证，实际上还是九五至尊真龙天子传统观念在作祟。
在认识论上，严复的某些评语重复了庄子原著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似道之物，皆无始卒。无始卒者，惟环可言，则由是往复周流之事起矣”。［59］对事物的变化作了循环论解释。又如，“夫终身役役，而不成功，不独人道有如是也，而尤然。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寒暑之推迁，昼夜之相代，生之万物以成毁生灭于此区区一丸之中。其来若无始，其去若无终，问彼真宰，何因为是，虽有大圣，不能答也”。［60］“天地若同宇宙，则其物固为不可思议，亦不得云自无而有，若其义如此易了，何须费词乎？”［61］对天地万物的奇妙变化“不可思议”，这又明显沾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按理说，严复所处的时代与庄子已大不相同，严复所具备的科学素养也决非庄子所能比拟，而他所列举的日月、江河、寒暑、昼夜等，在当时也并非“不可思议”，不能解释。严复在认识论上之所以陷入一种“不可知论”
的困境，这是他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变化无法把握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反映。因此，就《庄子评语》所反映的哲学倾向而言，严复大体可归入机械唯物论一列。
《庄子》是一部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著作，书中许多处使用了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言词自然是激烈一些。严复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故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能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为之斗斛以量之”一语上，他批道：“然而以为大盗利用之故，谓斗解权衡符玺不必设，设而于人事无所利焉，此又过激之论，而不得物理之平者矣”。［62］如果真的废除斗斛、权衡等度量器，正常的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人类自然只能退化到原始状态中去。
严复的《庄子评语》还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他对《庄子·骈拇》篇评语道：“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63］并对“性”、“德”等词作了语义分析。“性”（Nature），“与生俱生，曰性；群生同然，曰德；因人而异，曰形。”“德者，群生之大同，非全生之本。”［64］在严复心中，“性”就是顺乎自然，“依乎天理”。“德”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庄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严复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利器增多，而是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他感叹道：“呜呼！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此中国之所以大乱也。”［65］严复反对庄子美化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的倾向，以为“此说与卢梭正同，然而大谬。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诸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日至治，何足慕乎？”［66］他借题发挥，激烈批评卢梭的《民约论》等书，“以初民为最乐，但以事实言之，乃最苦者，故其说尽破，醉心卢氏学说者，不可不知也”。［67］
《庄子·人间世》一篇论及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严复据以推论微因巨果以察事变。“今日所种之因虽微，而其结果可以至巨，观予吾国金陵、天津诸条约，皆成今日绝大厉阶”。［68］对于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强迫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复指出它是危及国计民生导致无限祸患的根源，表现了极为深切的爱国热情。
以上就严复的《庄子评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间题作了评述，借以反映严复思想的一个侧面。此外，该书的文字训诂部分具体细微，对《庄子》研究亦有助益，限于学力，不再赘述。
4。3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严复虽非文学评论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诗歌方面，他带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诗歌是至无用之物，他说：“嗟夫！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可以为强，世之乱者不可以为治。又所谓美术之一也。美术意造而恒超越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宽闲，则讳其贫陋；赋女子之妍妙，则掩其佇□。必如其言，夷考其实，将什八九无是物也，故诗之失，常诬至愚。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69］
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看法：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王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70］
由上可见，严复对于古代诗文、书法、金石篆刻都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以充饥、温寒、强国、治世，因而它们都是最无用的东西；这些“无用之物”之所以为人们所用在于它们可以供人“怡情遣日”，或曰“移情遣意”。因而人们在从事欣赏或创作诗文、书法、篆刻艺术活动时，最正当的态度就是把它们自身当做目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这样它们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像古人参加科举考试那样，用它们来追求“声名”、“利禄”，则无异于适足以亡。
将严复的见解与中国古代各家诗论加以比较，就其把诗歌作为艺术，是作者表现自己想象、注意虚构的东西，这颇类似于齐梁间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而他把诗歌与人的关系，比作草木之花英，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到至深而莫能自制，这又近于魏晋时期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汉儒所说的“先王以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1］等正统的文艺观，产生了一定的歧异。应当肯定，严复针对传统士人以诗文“弋声称、网利禄”的做法，提出反对“术”的态度，主张“鹄”的态度；针对旧文人苟且粉饰的创作作风，提出“发于自然”的主张；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是针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而发，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考察古典诗歌的基础上，严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他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但他又主张“老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这就是说，作诗要随着时世不同而有所创新，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还是宋诗。只要“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无援，着眼沉郁兼顿挫，”也就是说诗歌只要“沉郁顿挫”，可以听凭各自的爱好，所谓沉郁，就是要求内容的深厚，所谓顿挫，就是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这就是严复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在散文方面，严复沿承了从孔子以来儒家一派正统的观点。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引用了“修辞之诚”、“辞达而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话，认为“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72］以此为依据，他提出越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越易于“达”，用近世通俗的文字，作到“达”反而比较困难。他用文言来进行翻译的缘由亦在此。
严复以汉代古文翻译西书，虽然赢得了旧学根柢不错的人的理解，但不易为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所阅读。梁启超对此颇有意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原富》问世后，梁启超一方面加以推荐，称许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一方面也指出这部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启超当时并未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但他认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练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3］
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持抵触的态度。他认为通俗的文字，决不能翻译西方艰深的理论著作。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74］其次，他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文界革命”。他说：“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之文萃，以当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人，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微之异可也”。再次，如依梁氏之说，“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最后，他翻译的“学理邃赜之书”，读者对象不是学僮，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人。
严复推崇古典文言，反对通俗白话，他本着这种观点反对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亦持贬议。他在致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书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下者书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糠匏，正无如退化何耳。［75］
严复轻视语体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降词曲、小说兴起的背景，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轻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以屈、宋、李、杜之诗，马、班、韩、柳之文，才真正是文学中的典范之作这种正统的文学观。这也就无怪乎他认为新文学是一种退化现象。
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从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开始，到逝世为止，26年中共发表了96篇文章。体裁大都是政论文，其余大都是碑传序跋一类记叙体，有一两篇赋体祭文。文章内容涉及全球大事、社会古今、中西学术，书报评介直到名人行状、办学章程等，无所不及。此外，严复给亲友学生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可视为随感录式的简札体散文。
严复的散文在当时被归为桐城派。他本人与清末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吴汝纶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两人书信往来，切磋译书，吴汝纶还为《天演论》和《原富》两书作序，对严译推崇备至。吴称誉《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76］“追幽凿险，扶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77］而严复对吴汝纶也很尊重，他以钦敬的口气对吴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78］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严复常语：“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图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79］1903年初，吴汝纶病故。这时严复正想将已译完《群学肄言》一书寄给吴汝纶，请他作序，闻此噩耗，严复哀恸不已。在该书《译余赘语》中说：“呜呼！惠施去而庄周忘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吴汝纶在晚期桐城派作家中居于坛主地位，以其资历深望，为《天演论》作序，对该书的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桐城派到清末已是强弩之末，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吴汝纶虽然思想开明，为了保住桐城派的阵地，他也力主把《古文辞类纂》列为学校必修课，并极为赞誉严复和林纾用古文来传播西学。按照桐城派文学的“家法”，写作须“清通、质实、雅驯”，富有“神气”。如果抛开桐城派末流把这些规范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阻碍新兴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不谈，作为散文艺术的一般要求，这些主张确有其一定的美学价值。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