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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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南澳岛。戚家军在宰猪澳登陆后，以3路分进合击，直捣敌营，吴平仓卒夺船人海，又遭俞大猷水师打击，仅有800残寇驾舟40艘出海而逃。俞大猷、汤克宽、傅应嘉跟踪追击，直至广东雷州（今康海）、广西廉州（今合浦）一带。四十五年四月，吴平率残部辗转至安南（今越南）万桥山，终于被戚、俞所部歼灭。至此，东南沿海倭患基本荡平。
中国战争 明灭夏之战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至八月，在明统一战争中，明朝消灭四川明升夏政权的战争。
当时明朝已基本统一全国，惟北方尚有塞外元残余势力，南方有四川夏政权和云南故元梁王政权。洪武三年，明军北征沙漠（参见明太祖第一次北征沙漠之战），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出兵消灭四川夏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关于灭夏的战略部署和进军路线，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全称金牛峡，亦称五丁峡，在今陕西宁强境内）以拒我师。彼谓地险，吾兵难至，若出其意外，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遂于洪武四年正月，指挥南北两路大军进军四川。南路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左右副将军，并命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等率京卫、荆、湘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北路以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左副将军，并由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同时，命卫国公邓愈往襄阳训练军马，运送粮饷，以保障征蜀部队的后勤供应。夏政权君臣面对强敌压境，战降不定。最后明升接受太尉吴友仁的主战意见，一面对明遣使修好，以争取备战时间；一面派平章莫仁寿、邹兴、丞相戴寿以及吴友仁以铁索横断瞿塘峡口，重兵扼守。闰三月，南路军抵达夔州（今四川奉节）大溪口，强攻瞿塘，均被夏军扼阻，遂退还归州（今湖北秭归），顿兵3月，不得前进。四月，北路军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参见阶、文之战），渡过青川（今嘉陵江支流，在四川平武、青川境内）迅速向蜀中推进，相继攻下江油（今属四川）、彰明、绵州（今四川绵阳）。接着渡汉江向汉州（今四川广汉）挺进。北路军为激励南路军并瓦解夏军斗志，用木牌数千个，标明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的日期，投汉江顺流而下，以告知汤和。夏军闻讯，戴寿、吴友仁即率兵自瞿塘回援，皆被明军击败，相对减轻了南路军的压力。六月初一日，北路军攻克汉州，兵临成都。初五日，朱元璋获悉前线战报，下诏切责汤和，严令迅速进军以配合北路军，并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右副将军，率师增援南路军。南路军得此命令并获北路军捷报，遂举兵挺进。初十日，廖永忠率兵攻克夔州（参见夔州之战），突破瞿塘天险。次日，汤和兵至，决定由汤和率步骑，廖永忠率舟师，分道并进，进趋重庆。廖永忠所率舟师，势如破竹，沿江州县官吏望风归附，十八日，师抵铜锣峡。二十二日，汤和至重庆，明升开城投降，蜀夏政权灭亡。北路军攻下汉州以后，于六月十五日进军成都。七月初十日进逼城下，夏守将戴寿力战不支，且闻明升已降，遂开城归降。汤和、傅友德两路明军又相继攻克其它州县。八月二十日，傅友德率师攻破保宁（今四川阆中），擒获吴友仁。
点评：此次战争的胜利，仅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对作战双方军事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战略部署得当，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以南路军为正，以北路军为奇，奇正并用，水路分进合击，密切配合，使夏军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被明军各个击破。这是又一个战略计划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蜀地悉平，为朱元璋彻底平定西南奠定了基础。
中国战争 明灭元之战明北伐灭元之战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明军与元军在中原和西北广大区域内进行的战略决战。
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起兵，自十六年（1356年）攻克集庆（今南京），尔后即吴王位，建百官，初步建立江南政权以后，先后消灭了占领湖广、江西等地的陈友谅、占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和浙东的方国珍，为北上灭元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北上作战的战略部署和进军路线，朱元璋作了审慎的筹划。他首先征求诸将的意见。平章常遇春提出长驱直入，直捣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主张。朱元璋不同意这个轻敌冒进的方案。他根据当时元朝在中原、西北的兵力部署以及各部之间的关系和各部内部的政治倾向、军事实力，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必然陷入被动之中。为此，他提出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北伐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朱元璋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将整个战略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加以实施。第一阶段，首先攻取山东，继而转攻河南，占据潼关；第二阶段，攻取河北及元朝大都，消灭元朝；第三阶段，主力由大都南下攻取山西，略定陕甘，完成北方之统一。北伐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实施的。
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入河，北伐中原。为减少北伐阻力，争取人民拥护，出兵之前，朱元璋特别告诫将士，师到之处，切勿杀掠。并向北方人民发布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汉族各阶层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号召力，所以北伐比较顺利。为了保障北伐，令留守江淮之部队加强戒备，以防元军袭击。
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明军主力由江淮北上，至洪武元年二月，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攻下山东（参见明攻山东之战）。山东的攻克，使元廷失去了左臂，在战略上为北伐造成了更为有利的军事态势。三月，徐达挥军西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参见明攻河南之战）。一路自济宁溯黄河而上，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一路由河南永城、归德（今河南商丘）攻许州（今河南许昌）。同时命征南将军邓愈率襄阳、安陆、景陵等处兵马北攻南阳，策应北征主力作战。明军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攻克汴梁、洛阳以及嵩（今河南嵩县）、陕（今河南陕县）、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诸州，并不战而据有潼关，基本上完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元朝大都之屏蔽已撤，外援隔绝，陷入了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五月，朱元璋亲抵汴梁，听取前线将领的军事情况汇报，并讨论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根据当时元廷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军事形势，徐达提出由临清（今属山东）直捣大都的主张，朱元璋表示同意。遂决定由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守汴梁，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守河南（今河南洛阳），镇国将军郭兴等人镇守潼关，徐达率大军直取大都。
闰七月初一日，明军主力自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渡黄河，沿御河（今卫河），经临清、长芦（今河北景县）、通州（今北京通县），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直逼大都城下。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遂于二十八日夜三鼓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占大都，从根本上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参见明攻河北、大都之战）。
攻克大都之后，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尽入明军之手，尤其是元主北逃，使整个北伐战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困据秦晋的元地主武装集团，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朱元璋得到徐达大军攻下大都的消息以后，不失时机地命其转入下一个战略阶段。
八月十五日，朱元璋命都督副使孙兴祖、都督佥事华云龙留守北平府（今北京），徐达、常遇春挥师西向，攻取山西。同时，命冯胜、偏将军汤和由河南渡河北向，以策应攻晋主力。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作战，明军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攻克大同，进而平定山西（参见明攻山西之战）。这时盘据在陕甘方面的尚有李思齐、张思道等l0余万人。徐达平定山西以后，迅即转攻陕甘，以求彻底完成此次北伐战略任务。自二月徐达派常遇春、冯胜渡河趋陕（参见明攻甘陕之战），至十二月明军击溃扩廓帖木儿反攻兰州之军，历时10个月。明军相继攻克奉元路（明改为西安府，即今陕西西安）、凤翔、兰州、临洮、庆阳等重镇，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地区元军之势力。至此，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宣告结束，基本上实现了战前拟定的战略计划。
点评：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是一个战略决策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显示了朱元璋卓越的用兵才能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朱元璋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用兵如神，是此战获胜的重要因素。当年忽必烈令伯颜率军20万灭亡南宋，仅过百年，朱元璋令徐达将其逐回大漠，也是率军20万，不知是不是历史的巧合。此次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确立了明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中国战争 明末农民起义
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四年至六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白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六年冬，高迎祥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转进至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之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七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以洪承畴继任五省总督。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除李自成仍坚持流动于陕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转进河南。洪承畴率主力出关追击。义军于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参见凤阳之战），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俘杀，余部走归李自成。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十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但在十一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五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陷入低潮。九月，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西北官军减少。十二年，张献忠、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痛歼左良玉军。朱由检杀熊文灿，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十三年初，罗汝才曾在香油坪击败官军，但不久与张献忠先后败于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杨嗣昌率主力追击入川。李自成乘机于十一月进入河南，迅速发展为数万人。农民军首义至此时，优势官军始终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农民军则处于反围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以调动疲惫敌人，在有利时机，形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打击削弱敌人，在战斗中保存并发展自己。经过13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至十三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