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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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必须经过几个步骤：
第一是由授课的教授本人提出申请；
第二是由听课的学生作出评价；
第三是学院或系部指派有关教授去听课，并作出评价；
第四是系部将学生和听课的有关教授对这门课的评价分发给全系的教师，然后全系的教师进行投票。
根据合同，我原来在York学院仅授课一个学期。后来，学院打算第二个学年再续聘我四个学期。这样，我的课程必须要列为正式的课程让学生选修。
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上述四个步骤和程序。
我看过我的学生和有关教授对我的课程的评价，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系部给每个教师发的选票和有关资料我也收到了。但因为受中国的所谓“满票”的观念影响，我把自己排除在投票者之列。我以为是其他所有的人对我投票，我没想到我自己也要参加投票。因此，我把那份记名投票的表格扔到抽屉里，就忘了此事。
一天，我刚上完课，回到办公室。系里的秘书就来到办公室，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黄教授，大家已对你的课程作了投票，现在就差你自己的投票啦！”
我非常吃惊：“我还要对自己投票？”
秘书对我的吃惊更感吃惊：“当然啦！”
我惊疑不定：……
秘书笑了笑，说：“全系教师，当然包括你呀！更何况是关于你自己的课程！记住，今天中午之前，必须把你的选票送到系部办公室。”
“如果弃权呢！”
“弃权？”秘书报狐疑地望望我，“那我得请示学院！不过，我猜想，可能你也得在你的选票上注明'弃权'。”
“先不要请示，让我想想……”
秘书走后，我拿着选票犯愁。要命的是，这是一张记名选票。如果是无记名选票，填了拿去，也只有秘书知道。其实，真要是无记名投票，秘书也是不能看的。
打了几个电话，可以问这种“尴尬”问题的知心朋友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开会。
我个人事小，失“节”事大。我不想让别人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想来想去，我决定去探探秘书：别人是怎样处理类似情况的？
我去时，正好系部办公室没人。
“秘书，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怎么投票？”
“如果我是你，而我又认为自己的课程应该通过，我就投赞成票！”
“自己投自己一票？！”
秘书非常吃惊地看着我，想了想，一字一顿地说：“如果连你都不相信你自己，谁还敢投你的票呢？！”
秘书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却似醍醐灌顶，当头棒喝，愣在当场。
我突然似乎大彻大悟，如释重负地长长叹了口气！
然后，当着秘书的面，很轻松、很自信、很自然地在记名选票上填上自己的大名，在“赞成”一项上重重打个勾！并且在“理由”一栏填上：“如果连我都不相信我自己，谁还敢投我的票呢？！”
投完票，我觉得自己似乎突然“悟”到了许多事理，腰杆也挺直了许多。
我又突然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平常的秘书，很有点水平！
难怪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美国人从小教育孩子：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而我们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做什么？
当一个人总是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做什么”，这个人怎么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地selfrespect（自尊）呢？
我们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明这种飞跃。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2．安全，3．社会，4尊重，5．自我实现。如下图所示：
自我实现
需求
实现个人能够
实现的一切
尊重需求
自尊、受人尊敬
社会需求
与人交往、友谊、归属感
安全需求
安全感、防备生理的损伤
生理需求
生存、饥渴、性
这个图表能一目了然地反映出人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即由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
为了便于理解，让我试用“吃”作例子来解释人类所有的需求：
生理的需求：当人在一切需求都未得到满足时，人最需要的是生理的需求。比如，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吃”饱肚子。难怪有“民以食为天”、“饥不择食”等等说法。如果人没能“吃”饱肚子，一切免谈！
安全的需求：在“饥不择食”吃饱肚子以后，人们才会考虑什么食品对人的健康有害？什么是健康食品？于是，就有了粗粮、细粮、绿色食品、黑色食品、保健品、营养品，等等。
社会的需求：过去人们在单位饭堂吃饭，熟悉的朋友坐一堆，一边吃一边聊天一边开玩笑。为什么许多人不回家独自哈，却留在饭堂凑热闹呢？与人交往，这就是社会的需求。现在，一家人周末假日上茶楼饭馆，或者邀上亲朋好友“烹”一餐，都表现一种社会需求。中国人就更特别，见面第一句话：“吃了吗？”朋友久不见面，一见面就邀饭局，吃是次要，社会交往才是根本目的。
尊重的需求：请人吃饭，往往不能随随便便，要考虑一定的档次。有时，明明知道是同样的饭菜，但为什么一定要到贵的那家吃呢？讲究的是档次，吃的是排场。一方面可能是要尊重贵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要别人尊重自己，以得到一种心理满足。
自我实现的需求：马斯洛认为，这是“人要实现他所能实现的一切欲望”。也就是个人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才能和天赋。那些个评判食品大赛的“美食家”、创造美味佳肴的特级厨师，都是通过“吃”来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的。
为什么我在当着秘书的面很轻松自信地在记名选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在“赞成”一项上打上勾，并在“理由”一栏填上“如果连我都不相信我自己，谁还敢投我的票呢”以后，我如释重负地长长叹了口气呢？
那是因为我实现了一个飞跃，从“尊重的需求”到'怕我实现的需求“的飞跃！
我在York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得到学生和有关教授的好评，York学院打算再续聘我四个学期，我的selfrespect（自尊）是得到了满足的，但我的内心还没有实现一个质变的飞跃，严格地说，我还是停留在”尊重的需求“。
我想投自己一票，但又仿佛难决。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我又不去考虑自己应该做什么？而是先去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做什么？
在一张记名选票上没自己的赞成票，是这样的难，难就难在实现内心的飞跃！
看似秘书一句”如果连你都不相信你自己，谁还敢投你的票呢“的话把我点醒，实际上，这经历了一个好像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打通经脉关节“的痛苦过程，在内心实现了一个质变的飞跃，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需求！
在不少方面，我不是很喜欢中国足球队的队长范志毅的有些作为。但我欣赏他那种”舍我其谁“的Selfesteern，欣赏他那种追求自我实现的努力！
他在”亚洲十强赛“中，在他生日那天射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点球，中国队从而丧失了进军法兰西的机会。
事后有人埋怨教练戚务生。
戚教练说：“谁都不敢踢，是小范主动要求增的。不给他踢又让谁踢呢？谁又有把握一定踢进呢？……”
结果，中国队还没从“亚洲十强赛”失败的痛苦中完全缓过劲儿来，又在霍顿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东亚四强赛”。
还是这个范志毅，又射失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点球，使中国队失去了获得“东亚四强赛”第一名的机会。
我不知道这个点球是范志毅主动要求踢的，还要霍顿叫他踢的。很可能还是这小子主动要求踢的。但不管怎么样，至少他没有推托。这很有胆气！
很多人是想踢点球的，但不吭声，等人家来访，踢进了居功自傲，不进也没责任。范志毅能在这种情况下，踢第二个点球，让我肃然起敬！
然而，我想：这第二个至关重要的点球又射失，以后就是教练要他踢，他也可能不会再去争啦。至少，再也不会主动要求踢点球了。
然而，就在我写本章节的时候，我谈到了1999年1月8日（解放日侧记者采访在英国“水晶宫”队踢球的范志毅的文章（伦敦济范志毅），现摘录如下：
范志毅现在位置总算定了，司职后腰。
“我现在寻找一切机会进球，主动要求踢定位球，罚点球我也不会放弃。”
范志毅渴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他对几次错失机会总觉遗憾。
从这篇文章看来，我对范志毅的担心是多余的啦。他在罚点球的问题上，已超越了内心障碍，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地。
四、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引言》中提到我刚做老师的时候，有位教授对我的教案提出忠告一事。
那是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审查”了我的讲义，在表示满意的同时，又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俄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你不懂答案，你是老师，就要去研究嘛。不然，怎么叫解惑？！学生可以说不懂，可以提出疑问，老师就不好这样做。要注意为人师走嘛。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慎之又慎！
老教授对我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在留校当老师之前，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换了他人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还不一定这样掏心掏肺地说呢。我知道系里曾将一位讲课较受欢迎的老师下放在地区师专去。当然，下放的原因可能是较复杂的，但”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
对传统理论的质疑之处，如果仅仅是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研究出答案，就先不要提出来，而是按照传统理论去”传道，授业“，这还比较容易办到，闭着眼睛讲就是啦。怕就怕正好有学生提出来，那种千金易得、知音难觅的恰到好处地”挠痒痒“，那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滋味，是不太好受。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灵感一来，一写上兴头，就懒得查字典。当老师了，不能误人子弟，这毛病得改，要注意为人师表。于是，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消灭错别字上面，特别是那些需要板书的字，更是个个先查了字典再说。慢慢地我就有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
“夺”和'倚“：“夺”字上部的“大”必须要大于井盖住下部的“寸”。“奇”字上部的“大”则必须小于下部的“可”。
“事”和“争”中间那一横必须穿头。
“新”字，“立”的下面那一横必须要长过“木”上面那一横。
“羊”字的三模也必须区别：下面那一横最长，中间那一横最短，上面那一横次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我反过来这样要求学生，他们叫苦连天。于是，他们也七七八八，指指点点：“你的这一横写长了，那一竖写短了……”
正人先正己。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弄得处处谨小慎微，时时瞻前顾后，常常左望右盼，每每患得患失；有时甚至不得不欲盖弥彰，讳疾忌医。
其实，有时我也想，“新”字的“木”那一横拖长点点，“立”那一横画短一点点又会怎么样？天会场下来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世界末日会来临吗？只要不把“土”写成“土”就可以了。比比别人简简单单的26个字母，汉字本来就够为难中国人的了，何必吹毛求疵，处处设牢狱，自己苦自己、自己“囚”自己？！
这种话，我不敢对其他老师说，更不敢对学生说。
有一年，我检测过不下100名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新奇”、“争夺”等字，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我也暗暗观察过周围的同事，也难有一个是全对的。
在中国，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因此，如果老师碰到一些实在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会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巧妙地搪塞过去。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坦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写这本书时，为了证实美国的高中生能过多少次SAW美国高校入学考试，我电话咨询了几位教授，有的竟然说：“不知道。”“我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美国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因此作为芸芸众生的凡人，他们一般都能较坦然地对待自己的缺陷。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丹·奎尔与布什搭档竞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后，社会上都流传奎尔的智商很低，连“土豆”这个英文单词都不能正确地拼写出来，本来应该是'Poato'却写成了'POt。theO
这就有点像中国民间取笑韩复菜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政敌的抹黑，我以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的了。因为，除非你公开承认小时候曾经错误地拼写过“土豆”一词，否则一切辩解都是无效的，只会越辩越糟，还不如远远地躲开为妙。
这也是一般中国人的思维。
大约在1993年，奎尔下台以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土豆）！”
当这个电视广告连续播放了几次以后，我总觉得买“土豆片”这个人似曾相识，但是在哪儿见过？就是想不起来！
有一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记忆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