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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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落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儿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仿徨无措，踟蹰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辏г耍菟狄踩霸识χ性Ｔ裁炊济凰担允种刚翰杷诓杓干闲戳硕喔觥懊弊郑缓笞呖猛蹶＇运自己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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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晌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拒绝了王辏г说挠嗡担愎怀〈竽选８萃蹶＇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辏г说笔焙芪嗨乘郎停葱鸥ㄒ樗炀氤纤嗨秤牍淄酰种铺蟮拇沽碧扒祝ㄖ腹淄酰┫停ㄖ杆嗨常┎⒂茫愿ㄓ字鳌薄Ｔ幌脎徴饣胨暗檬椴槐ā薄２痪茫淄跤胩竺鞘迳┝郑虻顾嗨常蹶＇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人“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而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自、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洌В┦耍ü酥鳌９й〖厦鞫蔚床荒芰⒆悖晃陌卮ǎㄎ南椋┱啥婺Ｏ涟嗖恢笕俗愿ǎ槐ε搴猓ū︿＇）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第二十九章 春意盎然李鸿章
【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
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
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
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而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1：1：1。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效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國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聲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问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