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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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而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0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剁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其他在诸如兴建铁路、开采煤矿、发展电报等各项改革事业中，李鸿章均积极建言献策，动则数千字的长篇奏折，洋洋洒洒，并对保守派们的意见痛加斥责。这些建言，总是在提交给总理衙门后，没有反响。李鸿章自己透露，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样，每次都是“且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有时也表示无奈，说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世史家常以此作为李鸿章发牢骚的证据，殊不知，这正是绝妙的政治双簧，没有李鸿章的屡次进言，恭亲王拿什么去敲打那些榆木疙瘩脑袋呢？而没有恭亲王的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李鸿章又凭什么在官场上巍然不动，甚至不断进步呢？这是改革者的无奈之处，也是其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政治技巧。文祥曾经明确告诉热心而着急的美国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步子、方向，否则，改革者自己将很快被牺牲，而改革则会被导向反面。
在大清的改革战车上，可以说，李鸿章负责踩油门、摁喇叭，而恭亲王负责看地图、踩刹车，不是为了减速，而是为了防止出轨。李鸿章有句名言，“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的涵养和胸怀。他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第三十章 号令不出中南海
【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
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组织人事，
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天还没亮（“漏三下”），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及财政部长（“大学士管户部”）倭仁，带同财政部的官员们，就开始在宫门外递折，请求两宫太后召见。包括倭仁在内，户部官员们都是两眼通红，呵欠连天，他们已是连夜工作至今。
如此郑重其事，两宫太后立即接见。奕訢和倭仁呈上户部拟定的一份报告，太后看后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
当这份文件用快马递往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时，曾国藩派出的信使，也在向北京疾驰：他请求中央裁撤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自觉交出兵权和财权。
这是1864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三），离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仅一个月。
军费报销
办完此事，恭亲王的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一个月前得到光复南京的红旗捷报。根据时人李桓（李黻堂）的记载，这份中央文件一发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同治朝旷典也”。
这是一份有关曾国藩军费报销的指示，涉及的费用高达上千万两。
根据大清国的军费报销规定，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因此，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保证能过关。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工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日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十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米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落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官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在“耶稣的弟弟”（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国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清”风。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特殊政策”，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从此，在欲望勃勃的“地税”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国税”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皇帝”。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国军”，“兵归国有”成了“兵为将有”，开创了近代军队“私营化”的先河。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zhi4）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生杀大权”。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月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曾、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