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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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过去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憋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快得让人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者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地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三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一讨，就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丰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8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力一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来充当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愈加被忽视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示樱吹悴破敫Ｆ苌儆腥斯匦摹按褥蟮男∈遄印薄Ｒ徊坑泄毓淄醯牡缡恿纾淙挥忻茄拐螅坪醪⒚皇艿狡狈看耙簧钡谋晏饴韵钥瘫。挂不顾惴洗蠖嗍说墓鄹小�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第八章 “谋杀”同治帝？
【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又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和种痘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除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洁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瀓，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便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工“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都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