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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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给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自己这位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陪伴自己一同去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瀓。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一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陨。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壶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已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在《慈禧外纪》出版后，经多方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子惊人之语：所有这些，可能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于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这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十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脐带
【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纪念屈原，本就是个伤怀的日子，而在这个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亲王奕訢最亲密的助手文祥告别了人世，享年58岁。
老友新逝，43岁的恭亲王赋诗一首，悲歌道：“从今别有盈杯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黄酒正散发着苦涩，而哪一杯雄黄酒，能为大清国辟邪呢？
君子不党
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深厚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的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并列的“五个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大清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虽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洌Вü淄趿硪恢郑┑闹肿寰恍槿酢！蔽南槿ナ篮螅怨庑骰实勖宸⒉嫉奈母嬷校⒃尬南椤巴饨荒谥危薏痪⌒某锘滴呻判碾鲋肌保饪伤凳侵醒攵云涞母枪茁鄱ā�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裙带VS脐带
君子群而不党，如果非得要说有个“恭党”，那其实就是个“干活党”。这样松散的“党”，其工作“战斗力”超强，而应对内部政争则基本采取太极手法。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不同核心的政争中，“群而不党”的恭亲王总是要落败下风。
婚姻是编织政治蛛网的关键，在这方面，恭亲王这只蜘蛛似乎远不如慈禧太后勤快。唯一能被称作恭亲王靠山的，或许就是他的岳父桂良。
16岁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亲自指婚下，奕訢（日后的恭亲王）迎娶桂良之女，作为自己的嫡福晋（即正妻）。此时，63岁的老干部桂良已从云贵总督的任上调回京师快一年了，不仅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要职，而且代理镶黄旗蒙古都统，是掌握枪杆子的中央实权派。之前，道光皇帝为其四子，即日后的咸丰皇帝所选的岳家，则是地位、名望及权势远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时人及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当时道光皇帝属意奕訢作为接班人的又一例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成亲后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岳父桂良的精心教导。多年后，奕訢以27岁的年龄承担起救国重担，甫一亮相就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考虑到清代皇子不得结交大臣的严格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只有岳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轻恭亲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奕訢临危受命，负责与英法谈判，桂良与文祥等，都是在他身边保驾护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龄干部“传、帮、带”的经典组合。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方，桂良却在这次谈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气质折服了敌人。英国人俄理范在1858年曾陪同额尔金在天津与桂良会谈，他日后回忆说：“桂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平静而慈祥，充满智慧，虽然艰难的处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态优雅而高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这些当然会对恭亲王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其形成日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范打下基础。
辛酉政变中，恭亲王与两宫太后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而对手则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桂良、文祥等政坛老手兼高手，正是指点和策划叔嫂同盟对抗“八人帮”的军师。政变后，桂良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正式迈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却旋即逝世，令恭亲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后，恭亲王便不再有来自血缘或姻亲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亲王奕誴、七弟醇亲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盘，无法倚靠。而贵族之间最为常见的结亲，也没有为恭亲王带来多大的政治资源。他的儿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亲王的长女荣寿公主深得慈禧喜爱，几乎当做亲女一般。亲王之女本只能封为郡主，而她却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作为大清国“第一女儿”，荣寿公主年少时相当跋扈，有“粉侯”之称。尽管在恭亲王与慈禧的权争中，荣寿公主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但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恭亲王最为看好的长子载瀓，天资聪颖，文武双全，像极了父亲，但却放浪不羁，经常带着同治皇帝流连于京城各种地下娱乐场所。而且，因担心被官员们碰见，还不敢去高级场所。兄弟俩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风流病症，双双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载瀓之前，据说还曾想过把皇位传给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讨论接班人的中央会议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丑。载瀓一死，加上次子载滢早已过继给八弟钟郡王奕詥，恭亲王几乎断后。多亏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回来，作为载瀓的儿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个时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先有“脐带”关系，才能带来更多的“裙带”关系，恭亲王的核心竞争力如此不济，令其政治影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似乎巍峨的权力大厦，无非是个豆腐渣工程。日后的袁世凯，虽然短寿，却在这方面颇下工夫，生育力超强，以“脐带”带动“裙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系网，受益匪浅。
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