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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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在满清恐怖政权的迫胁下，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最著名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以下几个版本：“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以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
又如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 、“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 、“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 。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
再如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四库全书》中则将其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满清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
针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文化的大肆摧残，对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作过如下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
鲁迅曾评论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3。政治制度与全民皆奴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康熙时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明朝最大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几十年来却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有关。
古代中国民间崇尚侠义之气，而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以据理力争为荣（如明代），知识阶层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满清入关后经过血腥屠杀和文字奴役，有血性有才华的汉民族精英大多消亡，剩下的都是忍辱负重做奴才的。汉族知识阶层除了靠科举谋取满清规定的汉缺官职外，并不能言政，并且汉人难以进入满清贵族把持的权力核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起事，清兵溃败，无兵可用，才不得不依靠汉人地方豪强练乡勇镇压太平军，才有汉人权贵藉此进入权力核心阶层。
清代260年的中国竟无几个像样的正直之人，近现代中国的奴性所以传至今日都与满清的野蛮统治有莫大的关系。满清时代全民皆奴才，流行的官场文化是“多磕头，少说话，闷声发财”，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气已荡然无存，连纪晓岚这种有才文人因多言，都被乾隆斥为戏子、倡优。这种恶俗的官场文化，遗毒民国官场，甚至新中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一度被荡涤。
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到：“尤其在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清代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代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
对于满清政权的全民奴化教育的后果，康德衡说道：
满清联合蒙古贵族镇压汉人的反抗，但是他们比蒙古人更懂得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愚弄汉人。奴化教育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时，居然有遗老遗少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汉人在被清*征服以前从来就不留女真人的阴阳头和“猪尾巴（大辫子）”。
五、沿海迁界和对外关系
1。残酷的沿海迁界
对于沿海迁界，现今很多历史书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沿海迁界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了：其残暴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沿海迁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沿海迁界，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和越界的，杀无赦。满清政权分别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1672年（康熙十一年）、1678年（康熙十七年）三次下达迁界令。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沿海迁界的过程，按照地方志等资料的记载：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1661年（顺治十八年）3月，清廷在多次颁布“禁海令”后，又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康熙元年）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当时迁界时限只有三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清廷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划界从中通过很多居民的房子，百姓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包括农工商业发达地区）共531万多亩。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