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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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迁界的同时，就是焚烧。迁界使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剩下不到五成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他们不仅烧房子，杀人民，烧自己水军的战船（在基本消灭抗清力量之后），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军侵华时的三光政策的残暴彻底程度也比不上他们。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消失了。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在短短廿八（1656～1683）年中，清廷先后重申海禁五次、下达迁界令三次，使“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仅广东八郡，死者以数十万计，福建废民田达20，000余顷，减徵正供200，000两，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反映清初禁海迁界不但严重破坏东南沿海一带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影响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长达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几乎使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据《东山县志》载，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派员调查闽、粤沿海“展立界限”回报后；遂在十月间作出“展界”的决定”， 《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后来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说：“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清廷安排被迫迁离的百姓复归故土，恢复生产、生活。但沿海各地的生产生活已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明末的状况。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有些人逃奔国外。康熙十八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
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2。愚昧的对外关系
《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关于晚明时期的地图介绍里，除了利马窦图之外，紧接着就是已经刊印于当时书刊中的新式地图。一个是收在《三才图会—地理十书》中的《山海舆地全图》和收于《方舆胜略》中的《东西半球图》，此二图已真实表现了整个世界的球形外貌，而且已经标出了欧罗巴诸国、北亚利加（北美）、南亚利加（南美）、南极界（南极洲）和冰海（冰洋）等以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地方。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而两百年后的清廷还竟不知“英吉利在西方几何”。到晚清才由魏源写出《海国图志》将这些地理知识重新介绍给国人。电视剧《康熙帝国》中的一个场景：康熙帝站在所谓的《皇舆全图》前骄傲不已，可地图还只是停留在东亚一角。这在《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里也可看出，到了清以后，地图类型又回到了古式的平面图，不再画出西方和其他大陆。满清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
李木妙说：“清兵虽克服陆上的敌人，但对盘据东南海上的明郑反清势力却无能为力，惟有实行消极、被动的海禁政策与“坚壁清野”的迁界防御措施对付。” 王宏斌认为：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中国人当成巨大威胁。满清政权在1655年（顺治十二年）、1656年（顺治十三年）、1662年（康熙元年）、1665年（康熙四年）及1675年（康熙十四年）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同时还要控制渔船商船。康熙开海初禁止五百石以上的双桅商船出海。到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则放宽出海商船许用双桅，但却规定： “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 1717年，满清为断绝南洋与内地串通声气，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对于本国出海商船出于安全自卫目的所携带的武器，康熙开海之初即严格禁止，康熙五十九年又强调：“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 1728年（雍正六年）规定：“商船、渔船不许携带枪炮器械。至往贩东洋、南洋之大船，原与近洋不同，准其携带。鸟铳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由于出海商人在海外航行时仅带鸟铳仍不足自卫，满清于雍正八年对出海商人所携带的武器种类又有所放宽：“往贩东洋、南洋大船准携带之炮，每船不得过二位，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这些政策规定虽名为防海盗，实则是害怕海上力量的发展壮大。
雍正对海洋和汉人的恐惧也到了荒诞的程度，连渔船都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渔船太小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则坚决否决，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批令“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
但是这些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统治者们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1747年（乾隆十二年）规定：“福建省牯仔头，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未便任其置造，以致偷漏，永行禁止，以重海防。” 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当成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康熙廿三（1684）年，海禁结束，海外贸易开始，次年随即停止澳门的陆路贸易（1679～1684）年，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商船再度遍及日本、东、西洋等处，海上贸易盛况空前；于是“商船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东南沿海“积贫之民”，乘机相率搭贩洋商船出国，各种商船多载人民往国外，又开始清代商民持续出国浪潮。清廷对于出洋贸易的船只仍存有戒心，是故满清政权虽晓得海上贸易能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兵饷，但因其长期的游牧经济生活的限制，不能亦不愿见到海上贸易和百姓出洋对东南沿海经济所起的作用；加上满汉冲突所带来对汉人的偏见，对明郑反清势力于海上活动记忆犹新，又何况出洋者大都是汉人，所以对海上贸易虽解禁，却采取各种的限制措施。……在康熙看来，海上贸易虽能带来经济利益，却决不可因之让它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对于政权上安全的考虑远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
……随著海外贸易的发展，出洋贸易商船的增多，附搭出洋谋生的人数亦不断增加。大量百姓移居海外，当然引起满清当局的恐惧与不安，康熙更担心：“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甚至对闽、粤沿海及台湾一带从事海运活动的人深表疑虑。……（雍正）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唯恐内地人外出，……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康熙四十六年，满清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地发现洋人，省级官员都要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则是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和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
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这就是乾隆皇帝禽兽般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派遣使臣马嘎尔尼携带600箱礼物到达广州，名义是为乾隆80大寿而来，实则是想通过谈判，使满清放宽对外贸易禁令，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乾隆却把此看成是藩邦的朝贡，在朝见礼节（三叩九拜）上进行争执，而在以后的实质性会谈中，乾隆更是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全部方案，坚定了闭关锁国的信念。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满清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强调“海防为要”“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 。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将洋船限制在广州。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中西交流减少了，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西方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宣布江南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江浙、闽和粤四海关，准许其他国家商船来华贸易的政策，外国商人可进入上述四关所在港口进行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因英商擅闯宁波定海，又将松江、宁波和泉州三港海关撤消。外国商人的来华贸易只能集中于广州一港口。乾隆在当年十一月初十日颁布谕旨给闽浙总督：“晓谕番商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文，不许入浙江口岸。” 从此，广州一口接受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直维持到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前，外商来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造成对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巨大伤害，并造成大量白银财富外流。最终引发鸦片战争，并以屈辱失败结束。这与晚明海外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思对满清的闭国政策评论道：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