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击柏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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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苏联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苏联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于苏联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一份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一根游丝之上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自己一道去击败苏联。
英国人的电报始终没有到来。相反，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和纳粹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自己拟订的和平方案与英国人或美国人私下进行沟通。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41年5月份，当时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就曾经单独驾驶“梅塞施米特”110型战斗机飞往苏格兰，希望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随着战场形势在1942—1943年期间的逆转，到了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堵住了城市各个出口。在此情况下，此类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元首会议举行前两天，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军拜会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请他设法马上同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以便集中剩余德军全力对付东线苏军，解救柏林。然而，这位外交部长立即跑到希特勒跟前告密。古德里安不但因此遭到希特勒一通臭骂，还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与此同时，施佩尔也在绞尽脑汁地寻求有效途径，力争在德国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和占领之前结束战争。2月中旬，几近绝望的施佩尔甚至策划了一项计划，密谋刺杀希特勒、戈林、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以及纳粹党务部长罗伯特·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然，这种在最后一刻试图结束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相反，盟国方面却口径一致，坚决要求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战争。事实上，就在战争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最高领导层无论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局势判断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低劣。希特勒，这个曾在1941年11月攫取了德国军队全部指挥权的赌徒，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天才的、大胆的战术家。在军事研究和指挥领域，他一再拒绝职业军事家和专家们的建议，很少考虑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切实可行。1944年12月，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警告，下令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地和卢森堡北部发起反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西线大批德军陷入绝境。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却是东线德军的危险处境。希特勒当时还曾试图在东线发起一场猛烈反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就此事向希特勒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根据他所要求的进攻规模，将把大批后备部队和坦克投入到一个注定失败的战场上，从而无法及时增援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据守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据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莱因哈特·盖伦分析，苏联人随时可能发起一场大型攻势，兵力规模预计达到225个师和22个装甲军。当时，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3）
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简直荒谬之极！无论他是谁，都应当把他关进疯人院，让他彻底闭嘴。
就在这时，古德里安也发火了（这种场面在最后几个月里经常出现），尖锐地回敬道：
如果你打算把盖伦将军送进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事实上，无论是盖伦还是古德里安，均不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在整个苏德前线，苏联红军拥有600万人之众，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仅有200万人。1945年1月12日，古德里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就有163个师之多———从其所在的桥头堡出发，渡过维斯瓦河，于1月17日占领华沙，随即向西里西亚煤田扑去。1月27日，朱可夫的部队抵达奥得河，还在西岸的吕本建立了一处桥头堡。截至2月底，他们已经沿着奥得河构筑了一条150公里长的阵线。
灾难接踵而至。随着美英盟军在西欧开始反攻，防御西线的德国驻军一触即溃，德国西部边境岌岌可危。自从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以来，德国军队将第一次与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这种局面让所有德军将士始料未及，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接受。此外，在全力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希特勒比他的朋友高明一筹：他一直不愿下令动员全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投入战争，坚持将生活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以保持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民心和士气。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德国社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仍然与战前保持一致。希特勒还拒绝动员德国女性进入经济领域工作。根据他的种族主义谬论，日耳曼女人应当呆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生产“纯种的雅利安人后代”。当时，德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曾经提议征召女性进入工业领域，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样做将会牺牲掉我们最宝贵的理想，代价太大了”。据统计，在战争期间，英国动员了225万女性从事社会生产，而同时期这样做的德国女性只有18万人。
然而，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眼里，将大批的老人和孩子送入地狱却不属于一种“巨大的牺牲”！1944年秋季，德国再次修改兵役法，规定15～18岁和50～6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入伍作战。随着该项政策的出台，纳粹国防军又搜罗了50多万的兵员，这些老人和孩子大部分被分配到了25个新组建的国民掷弹兵师和国民装甲师。由于缺乏作战经验，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往往遭受惨重损失。1944年9月，施佩尔在视察比德堡附近的某个国民装甲师时，该师指挥官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过的一场战斗。在这场并非特别激烈的战斗中，该师共有32辆坦克参战，10辆由于驾驶员技术低劣导致非战斗损毁；另外22辆坦克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误入一片开阔地带太深，被美军反坦克部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15辆，最终只剩下7辆。此外，纳粹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还奉命征召大批老人和少年，组建“国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民兵组织，协助正规军进行本土防御作战。其中，国民冲锋队的规模达到了150多万人。
1945年2月，近乎绝望的德军对苏军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发起反击。国民冲锋队也参与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大战斗。其中，第108国民冲锋队营被仓促组织起来，每人领取了沙漠作战靴和褐色军服，这种装束很容易被德军正规部队误当作苏军部队。更加糟糕的是，纳粹当局配备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制造的老式步枪，还有少量没有保险丝的手榴弹。在这些队员中间，许多人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但他们在柏林战役开始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当时，曾有一个国民冲锋队营在战斗中丢掉了阵地，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居然下令将年过六旬的营长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在最后几个月的混乱中，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在西线，美英盟军经常吃惊地发现，在与自己殊死搏杀的德军中间竟然有许多女人和孩子。美军第84步兵师的罗兰·科尔布中尉回忆，自己的部队在向易北河推进的途中，曾与许多年龄大约12周岁甚至更小的德国娃娃兵遭遇。这些孩子们在战场上往返奔走，运送炮弹，“他们宁肯战死，也不愿投降”。美军第2装甲师的詹姆斯·霍林斯沃思少校回忆起他亲身遭遇的一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他的部队在比勒弗尔德附近与德军一支装甲训练分队遭遇，双方随即发生激战。霍林斯沃思少校用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朝着一辆满载德军士兵的卡车猛烈扫射，敌人纷纷应声倒地。最后他们才发现，那些几乎被子弹打成碎片的竟然全是女人，这让他们极为惊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4）
最后时刻的决战即将来临。摆在风雨飘摇的“千年帝国”的军政高层面前的惟一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暴？过去，希特勒和他的心腹们总是不切实际地白日做梦，如今纷纷陷入困惑之中。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发现，在最有权势的纳粹领导层中间，有许多人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一直利用纳粹意识形态为个人攫取政治上的最大好处。当然，在希特勒身边，也不乏像宣传部长戈培尔这样的死心塌地的走狗，在他们看来，接受失败和有条件投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
自从1944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的“将军阴谋”以来，惊恐万状的希特勒几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逃亡者，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从他躲藏的6个掩体中的一个逃到另外一个。但是，到了1945年1月16日，他终于停止了东躲西藏的脚步，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的地下室里穴居下来。长期以来，有很多文字连篇累牍地介绍在最后几个月里，总理府地下室这个疯人院里曾经上演的一切丑剧：偏执、妄想、沮丧和幻灭等。在所有人笔下，这里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地方。在这个狭窄拥挤、阴暗潮湿、散发着臭味的洞穴里，希特勒狂躁、郁闷的情绪被放大到了极限，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这位元首永远不能接受有关失败的任何言论，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人谈论撤退的事项。在1942—1943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执意不准陷入绝境的第6集团军撤退或投降，并向指挥官保卢斯元帅下达一道臭名昭著的指令：“必须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你们的英勇坚持对于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就这样，在他的固执和愚蠢下，285000名德军将士被蓄意送进了地狱和苏联人的战俘营。到了1945年春天，面对每天关于城市和人员损失情况的战况简报，希特勒总是与将军们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就像一名传教士抨击妓院的邪恶和不道德那样，喋喋不休、声色俱厉地指责手下背叛、出卖了他。据有些目击者介绍，希特勒在肉体和精神上逐渐走向崩溃，几乎进入昏迷状态的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嚎叫，他总是把诅咒的矛头对准古德里安这位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2月13日，希特勒在听到一些不利消息后，再一次朝古德里安暴跳如雷。后者这样回忆道：
他站在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气得脸色通红，全身发抖。暴怒之下，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在每次发作之后，他都会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指着鼻子继续恶毒地咒骂我。他几乎是在嚎叫，两只眼睛瞪得简直要蹦出来，额头上青筋毕露。
希特勒这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他的将军们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不愿意也不能够打断他的诅咒。然而，即使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受希特勒赏识的人，他的“艺术家朋友”———也在不断地给他带来坏消息。在1月30日的备忘录事件之后，希特勒拒绝再次单独会见施佩尔。他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施佩尔）总是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希特勒却在1945年1月19日下达元首指令，要求师级以上的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将所有的作战计划———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向自己汇报，“他们必须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作出决策时进行干预，必须确保我的反对意见能够及时传达到前线部队。”这道命令牢牢地捆住了指挥官们的手脚。到了3月中旬，西线美军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突破莱茵河，东线苏军也开始沿着奥得河集结兵力构筑阵地。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和戈培尔才开始密切关注盟国下一步的动向。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始终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信仰。他顽固地认为，正如《圣经》中上帝通过人类的自相残杀来“纯洁”世界一样，日耳曼民族的最终失败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前的大灾难，德国将和世界一起灭亡。在回答施佩尔3月15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时，希特勒说道：“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由此可以看出，直到末日临近，游荡在希特勒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5）
其实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见地方各级纳粹头子时，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这场斗争中被征服，就说明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它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注定只能毁灭。”1934年，希特勒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目的：
即使我们不能够征服敌人，我们也要拖着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能让任何人打败我们……我们决不能够屈服！不，永远不能！如果我们被摧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希特勒签署了一道灭绝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尔的说法，在这道命令中，“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区，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厂、煤气厂、电力设备、电话交换机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给卡、婚姻和居住情况档案、银行账户等；粮仓也要予以摧毁，农田要放火烧掉，牲畜要全部杀光，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纪念碑、宫殿、教堂、城堡、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统统要夷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区生活的德国民众必须根据命令进行迁移，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沦陷区里。1944年9月7日，纳粹党报的一篇社论鼓动民众：
对于敌人，绝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麦穗留给他们食用，绝不能有任何一张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们通风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