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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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