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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科技三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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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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