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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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集》书影
老舍的第二本战争小说集《贫血集》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版。与《火车集》比起来，这个集子无论在主题或风格上都有明显的转折。战争延宕多年，磨钝了老舍原先指日凯旋的期望。而后方艰困的生活以及政府官僚的腐败也榨干了他对社会重建的信心。《火车集》中处处可见的爱国高调今已不再。新的作品中有的，是对现实“应该如何”却“居然如此”之间冲突的认知。这种姿态在《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题目与内容中都得到了最佳陈述。
《不成问题的问题》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其实是讽刺战时首都重庆的社会问题。故事发生在远离前线的一处美丽的农庄。农场上的每个人都看似和蔼可亲，工作勤奋，但是有一件事不对劲：农场生产的食物虽然质量又好又有赚头，但收支总是不能平衡。为了抢救农场的危机，于是找了新的主任来解决问题。令新主任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在人畜兴旺、花红柳绿的表象之后，这个农场其实早被官僚作风的缺乏效率、劳逸不均、盗用公款、偷窃频仍等问题寸寸啃蚀。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前任主任丁务源。
此处所隐含的社会/政治寓言不难解读。更有趣的是丁务源这个角色的刻画。丁坏事做绝，正好代表老舍笔下喜剧恶棍行列中的最新产品。与老舍前此的恶棍不同的是，丁务源身上竟没有一丝一毫丑怪人物的特征。他热心、幽默、世事练达，是大好人一个，而且是各种游戏比赛的最佳主持人。然而，他太“好”，好到贿赂与偷窃得以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他“受欢迎”，所以能组织工人对抗新总管，他“善交朋友”，所以竟能买通新总管的夫人刺探自己的丈夫。在这个中国“达尔杜弗”（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著名的喜剧骗子）的魔力下，农场几乎是在一种其乐融融的催眠状态下运作。新总管才是大家的公敌；他早就注定没有什么好下场了。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篇战前短篇小说的前身，即《铁牛与病鸭》，这篇小说也是处理两个农场管理员的，而胜利自然属于邪恶的一方。不过，《不成问题的问题》描写一个完全无法看清邪恶的社会，悲观处倒是令人想起《猫城记》。
老舍鞭挞的对象不只是自愿被伪善者欺骗利用的社会大众，他也指责像新总管这样的人。面对坏人他毫无招架之力，只会空言自己道德无瑕。当然老舍最深的义愤还是留在大恶棍身上。丁务源之流的阴险狡诈是老舍从前的道德谱系所未及设想的。他以前的喜剧坏蛋姿态丑怪，动作惹笑，绝对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恶棍却浑然天成，平凡得简直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老舍的叙事者与主角站在一边，当然看得出丁务源过分热心亲切宽厚中的伪善。但到了故事结尾，坏人还是打败了好人。
《不成问题的问题》有时提到进行中的战争，却只是让故事更加苦涩。农场离前线有数百里之遥，它的危机怎么也与敌人扯不上关系。老舍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每一个人都为救国而勤勤恳恳地工作的时候，到底我们“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问题总是在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出现。荒谬感笼罩着整个故事，把老舍的犬儒怀疑姿态发挥到了极致。
《贫血集》中其他的短篇也透露了老舍模棱两可的动机。例如，《恋》描写一名知识分子如何被迫接受一份日本人的工作，好保住心爱的古画收藏品。老舍探索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汉奸的复杂心理，也为战争带来的不同反应而深有所思。他也理解不论对或错、软弱或坚强，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人情之常。我们注意到他以前有关汉奸的小说——如《东西》——中那种轻侮夸大的风格，现在被一种较为沉重的笔触所取代，而他的同情可以及于他要批判的人物。这代表他的写实姿态的转变。
《小木头人》原来就是当儿童读物写的。这篇小说重写“小木偶皮诺丘”，却非常失败。小木偶想为被日本炸弹炸为荠粉的舅舅“小泥人”报仇。这木偶英雄脆弱不堪，而他想完成的使命却重大无比。《小木头人》与其说是爱国小说，毋宁说是老舍笔下所有样板战争英雄的写照，都标准得像“木头”似的。小木头人做的每一件事都必定与爱国的目标有关。然而当老舍告诉我们小木头人可以用童军绳把自己吊在飞行中的日军轰炸机上，或者他可以用一颗手榴弹摧毁整个日本空军基地时，他反而让我们暗忖这样的任务有多不可能实现。
《八太爷》描写在乡间一事无成的王二铁想在北平当现代罗宾汉的故事。这是一出时空错乱的喜剧，因为行侠仗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王二铁有心杀鬼子，在一次单人伏击成功之后，他被捕处死。小说的情节与角色都暗示老舍写的是个“阿Q”的战时重生版，但结局又不是那么肯定。王二铁混了一辈子，最后总算做了件有价值的事，死得其所；但是他的壮烈牺牲既未赢得公众的掌声，也没有让他如愿地人头落地。当然，照叙事者的说法，两者都不过是蠢事一桩。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价值的混乱。不管是为国牺牲还是自我陶醉，王二铁既然付诸行动，并且有能力看出该行动的意义，他都比阿Q来得高明。反讽的是，老舍的叙事者却摆出阿Q的姿态，坚持以阿Q的逻辑来论断王二铁的改变。叙事者以屈尊降格的语气赞美王二铁的豪勇，却只是凸显王二铁果然是个乡下土包子，他的所作所为永远也跟不上“世上”的标准。我们不禁怀疑，到底是应该嘲笑王二铁不合时宜的英雄主义好呢，还是应该钦佩他刺杀日本人的豪侠之气好？故事的主题——人人抗日——于是气势大减。老舍以为调和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与鲁迅的阿Q精神，却搅扰了两者的道德界线。
“家庭化”的爱国主义：《四世同堂》
在《火葬》轰轰烈烈地失败之后，老舍决定不再直接处理战争，而掉头转向他比较熟悉的事物。结果他写成了《四世同堂》，一个抗战家庭故事三部曲。就每一方面来说，这部小说都是老舍毕生最大的写作工程，不只是因为长度（这是老舍作品中最长的一部），也是因为此书角色之众多，主题之庞杂，前所未有。这部小说也标志着老舍致力于抗战文学的高潮。小说中个人的感性体验与政治倡导的要求、写实的用心与煽情的设计熔于一炉，从而形成了文学叙事的新模式。
以小说主题与结构来看，老舍必然有心写作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向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如《战争与和平》等看齐（43）。到了一九四四年，战争已进行七年，为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上带来的巨大改变，历历在目。有心的作家理所当然都跃跃欲试，以叙事形态来记录中国几十年来所经过的风风雨雨。《四世同堂》是老舍的答案。
《四世同堂》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北平胡同里一个大家庭与周围邻居生活的沉浮变迁，包括他们的考验与煎熬、怯懦与背叛、屈辱与忍耐、反抗与牺牲等。但老舍没有依照托尔斯泰式的典范，在感知与观念上强调历史力量的不可违逆；他比较倾向处理善与恶的永恒互动，以及否极泰来的古老教训。除此，老舍大量插入赚人热泪的场面或诡奇荒诞的插曲，用以引发读者对当下现实的情绪反应。这部小说也许称不上是史诗巨作，但无论如何也是部成功的历史通俗悲喜剧。
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下，我们至少可看到三种关于重现“现实”模式的交相为用。老舍写的首先是爱国小说，目标是找出邪恶的根源——日本，以及定义国家危机中的个人责任。其次，这部小说也不乏半自传素材，透露了身为都市知识分子的作者面对抗战的反思，也充满对故乡北平的怀念（44）。《四世同堂》还可以归入晚清谴责黑幕小说的传统，为一个颠倒失序的社会画出诡谲奇特的众生相。
这三种叙事模式各自需要特殊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其写实的动力。于是乎出现了一种煽情悲喜剧的话语供老舍描写爱国心事；一种抒情的话语让他探索内心兼亦追怀往事；还有一种闹剧的话语用以夸张、讽刺社会邪恶。老舍对这三种话语都游刃有余，这从他的战前小说就看得出来。不过此处的重点不是他如何重新使用这三种熟悉的叙事类型，而是这三种话语如何融入一个新的历史脉络，支持并且冲撞彼此关于“真实”的审美与意识形态预设。
小说发生在小羊圈，这是一个北京旧式胡同，可供十数个家庭居住。主要情节围绕着三个家庭发展，其中祁家是主线。这一家子四世同堂，正是小说书名的原由。对老舍来说，祁家代表了典型小康家庭，勤奋、有礼、自给自足。战争爆发时，祁家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判断与决定，也引出种种不同的结果；这些便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
小说中的第二个家庭是钱家，这一家是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期间尝尽苦头。家长钱默吟在战前本是个遗世独立的学者诗人。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一次抗日破坏行动，于是钱先生被罗织下狱。他在狱中饱受百般折磨，被释放时已不成人形，结果却发现妻子与另一个儿子早就死了。最后他加入了抗日地下组织。
第三个家庭是冠家，这一家是胡同里最富裕也最恬不知耻的一家。冠先生和他那位又胖又爱穿红衣服的夫人——绰号大赤包儿——都是狡猾的投机分子。他们俩出卖钱家，一开始就赢得了日本人的宠渥。而冠家里面也不得安宁；冠太太、姨太太以及家里两个女儿之间的争闹从不休止。
《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书影
这三个家庭的安排自有主题上的模子。而且祁家三个孙辈的设计似乎也借此延伸。老大瑞宣是个敏感、正直、顾家的人，在孝道与爱国之间举棋不定；老二瑞丰是个不太高明的投机分子；老三瑞全是个血脉贲张的学生，最后离开家加入了抗日游击队。老舍有意从三兄弟的行为投射战时北京人生活的不同面貌。
学者已经注意到老舍的《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45）。两部小说中的社会与政治视野都基于对传统家庭体系的审视。但《四世同堂》的祁家与《家》的高家有基本的差异存在，而正是其间的差异，而非类同，可以让吾人一窥老舍的用意所在。就某种意义来说，老舍写的的确是部一九四〇年代版的《家》，然而他目的是为了坐实——而非抨击——传统家庭体系的价值。《家》里面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因为家正是一连串社会腐败的根源，而《四世同堂》里的英雄之所以必须离开家，却是出于爱家必先爱国的信念。
老舍借一个英国人角色富善先生之口，明白揭示自己对中国传统家庭的看法：
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46）
的确，唯有家才是最后的避风港，维系着活下去的希望，就连对不肖子祁瑞丰也是如此。老舍对中国家庭的看法或许显示了他的保守倾向，但是，有鉴于他写作的时代正是千万家庭破碎离散之际，“四世同堂”这个念头恰巧对所有在家破人亡的阴影下过活的读者发生抚慰作用。
除了颂赞乱世中家庭的稳定力量之外，老舍更进一步以家庭内的互动关系来诠释战争与政治的动荡。书中的三个家庭十分清楚地代表了三种政治以及道德的立场。清白高尚的祁家竟然出了祁瑞丰这样的不肖子，诚属不幸，而冠家一家都是卖国贼，自然门风隳败。老舍将道德/政治植基于个别家庭的故事中，固然有其道理，但当他把家这个暗喻延伸到小说的每一个层面上，把天下大事都化作家长里短，却不免有把战争以及政治都“家庭化”（domesticated；驯服化）也琐碎化的危险。
我以为老舍本来可以写出远比《四世同堂》的三家关系更复杂的小说来。他并非不了解传统家庭的问题。这一点从《新时代的旧悲剧》这个中篇就看得出来，他揭露兄弟、妯娌之间的争斗、老家长的贪婪顽固，以及整个旧家庭的崩毁非常在行。然而老舍对家庭与社会价值的观点有过于此：一个狡诈的伪君子也可以是个孝子，而一个终生维护家族荣誉的人也可以是个寡廉鲜耻的汉奸。儒家的传统教训是由修身而齐家治国，一以贯之。但如老舍所见，在真实世界中，各种价值之间往往互相冲撞而非互相共荣。
然而在《四世同堂》中，一切是非都似乎要化成黑白之争。老舍费尽心力抚平家与国间的冲突，可谓用心良苦。他一再强调没有国，哪有家，战时人人都应该移孝作忠、弃家保国。即便如此，老舍对这样一刀两断的逻辑还是有不安的时候。《四世同堂》里，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在国与家之间应该如何取舍，一再成为辩论的焦点，但如果按照老舍写作的意旨，这个问题不是早在小说开始之前，就该有了笃定的答案吗？反讽的是，小说真正的动人之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痛苦思辨，而不是行动。
最为这反省与延宕所苦的角色是祁家的长孙祁瑞宣。瑞宣是高中英文老师，有着艺术家气质。老舍显然最同情他，常常以他的观点来看北平在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