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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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痹闹校饺硕纪嚼偷叵胍窖疤以粗丁Ｈ欢虼游恼婵杀茸魈睾土踝渔髀穑课颐腔蛐砑堑谩短一ㄔ醇恰返慕嵛玻骸澳涎袅踝渔鳎呱惺恳病Ｎ胖廊还嫱垂安≈铡：笏煳尬式蛘摺！保�13）沈从文必然感到现代“问津者”所带来的一刀双刃的反讽效果：无论他如何嘲讽他人，他自己不也是在古代传说中的神话路径上启程旅行着？而从一开始，他的旅行就注定要归于失望，这一点千百年前的陶潜就已写到了。
《湘行散记》中隐含的反讽还及于另一层面。沈从文的故乡在湘西，他因而也算得上是“桃花源”的居民。离家十七年后，他现在重返生长之地，却发现他喜爱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他虽生长于斯，却已被神秘的乌托邦拒之门外。“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儿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14）沈从文努力让我们去看山川的秀美，乡民身上所散发的神性。然而，他越美化湘西，却暴露了他与自己情感所系的环境间的疏离。李欧梵指出，沈从文“并未逞其所愿，完全浸情于故乡山水，因为离乡多年，他已经或多或少成了外乡人”（15）。他已成为被动的看客，对于事实上陌生的环境无能为力。有许多次，他想要接近那些乡民，或施以帮助，或为其声援，然而，“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16）
沈从文无法再现故乡原有或应有的完整形象，充其量只能呈现一些“散记”，即所见所闻的散落印象。他只能在偶逢的一人一景中见证往昔黄金时代的吉光片羽。在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他企图另辟蹊径，探讨重新叩访探访乌托邦的可能，但他的运气并未好过陶潜笔下的渔人。
除了湘西田野风光的声色之外，沈从文最喜欢描绘的是下层人民：一个年轻水手不怕麻烦地与一个“已婚”妓女相爱；一个旧日战友把一生奉给一个沈从文也曾喜爱的女孩子；一个“野孩子”不要沈从文在上海给他设计的文明前途，还乡后恢复了满身活力；一个七十岁的纤夫神情坚毅，让沈从文联想到托尔斯泰；一个当地矿工发起暴动，反抗军阀，最后英雄般地死去。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沈从文对这些人物的爱慕，但以寻常标准判断，这些人并非桃花源的理想居民。要想象沈从文那样欣赏他们的“神性”，作家或读者需要特别的感知力，以“发潜德之幽光”。当桃花源已经失落，我们也只能从这些“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残存的品德、山川河流的依稀印象，黄金时代的夕光余照，来捕捉、参详昔日的世界，并想象重构的可能。
沈从文此处形成的是一种零余（residue）和散落（fragment）的美学。这种美学不仅对《湘行散记》，甚至对于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来说，都至关重要（17）。余落的意象有着提喻的功效，暗示出总体原应有的样子，以及总体的消失或不可企及。因此当沈从文转向单个的场景、人物或瞬间，他是在运用一种独特的赏鉴方法，从片段启动对事物的整体想象。这些散落的意象和零余的残迹尽管微不足道，却皆可成为自足的符号；与其说它们作为局部鉴证了外部的大千世界，不如说它们仅仅彰显了作家自我构想的美好景致。就此而言，散落意象恰是作家的想象力捕捉现实的道具。
然而，尽管触发了对于失落乌托邦的追思，沈从文的“散记”毕竟无法再拼合完好无缺的整体。沈从文愈是努力地想要从庞杂的当下事物中离析出往昔的珍贵线索，他就愈加强烈地感受到零余和散落的悲哀。《湘行散记》每一篇或许都优美有趣，但也都提醒我们“散记”本身的不完整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落感——黄金时代的缺失，纯真、秩序、充沛意义的缺失。这两种趋势构成自相悖反的逻辑，召唤又摈绝了“桃花源”的向往；也因此，我们更能体会乡土文学的“模拟”（verisimilitude）原则是如何充满自我辩证性。
回到我对《湘行散记》和《桃花源记》的对照阅读。我认为，尽管沈从文操作一种反讽修辞，他毕竟延伸了陶潜对于理想乌托邦的文本探寻。作为《桃花源记》的又一对话回应，《湘行散记》恰如其分地保持首尾两端的开放。沈的作品是《桃花源记》千百年后又一“附记”或“余话”；而我们记得《桃花源记》本身就是对一个乌有之邦的后见之明；另一方面，《散记》也预告寻找桃源的努力不会就此告终，所以又成为开启后之来者的一个起点。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沈从文表明桃花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或重现的历史因由，但与此同时，他也不露痕迹地肯定了想象和书写高于现实经验和感知的优越性。在现实陷落——或从来就不完整——的时间之流里，书写提供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救赎。以此沈从文再度验证了一千六百年前陶渊明“纸上文章”的意义。
沈从文写作《湘西》时怀有一个明确目的：说出湘西的“真相”——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作品由一组类似方志的文章结集而成，缺乏明显的一致结构。而就补充官方文字之不确、不足的动机而言，它与《湘行散记》颇多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又有明显不同。《湘行散记》含有内在的戏剧性，讲述故乡之子的还乡之旅，以及对故园变迁的悲叹。《湘西》则更像探险故事，旨在破解萦绕着外乡人（甚至沈本人）对湘西的神秘迷思。尽管我们通常不把《湘西》当作小说来读，而视之为沈从文对家乡的史地纪实，我们却仍可在这部作品中看出沈经营写实论述的尝试。如果说《湘行散记》的书写延伸了桃花源神话的遥想与失落，那么《湘西》则尝试深入“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窥其中究竟。
《湘西》书影
在《湘西》的引子中，沈从文用嘲讽语气罗列了外乡人对这个地区常有的各种偏见。“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18）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湘西正是冒险家猎奇之地。但湘西也是旅行者神往之处：桃源县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人们说不定在那里会撞上汉代以前的好客遗民；另一方面，辰州以出产辰砂、辰州符和活死人而闻名天下。“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19）总之，“地方文化水平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20）
沈从文努力要辨明这些印象的错误；它们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也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南下，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它们的地理和物产，通过文学和历史材料追怀它们的过去。我们还会结识当地居民，观察他们的风俗，甚至倾听他们的闲言碎语。总而言之，沈从文希望我们加入旅程，共享湘西美好的风光，也分担他的忧虑：内战，动乱和现代文明正使他的故乡急速败落。
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正宗“实话实说”的写实手法。通过大量细节，沈从文创造出一种精确感和临场感。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等等倾注纸上，形成信息大观。这些信息不为了形成因果结构或陈述高明的见解，而是默然罗列于兹，体现事物兀自的存在——这是实现“写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怀着还给事物本来面目的心情，描写一切。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七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无论他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沈从文现在采取的姿态是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的叙事视角。
在《湘西》中，沈从文尽力控制自己不介入所描述的场景、人物和逸闻；这和《湘行散记》的叙事态度显有不同。看看《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啰的首领带走。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响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戏剧性，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他只采取温和的反讽角度，思考湘西这样一个地方的人民面对人情世路特有的动机和规范。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看来虽然古怪有趣，却又仍出入情理之中。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
但当我们说《湘西》的叙事话语是“写实的”时，我们是在“假定”沈从文要把这个神秘的区域做一览无遗的呈现。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要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情合理的报导，但在解说过程中，他是不是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连带消除了（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做旁观描写，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意在将那不可说的说出来吗？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的湘西风景历历在目，也无意暗示他没能还原自己家乡的原貌。我的问题旨在陈述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文本的两难。而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写实文字才更加令人着迷。
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了描述一个地方，沈从文竟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至少有七次之多。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21）。《泸溪·浦市·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22）。《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23）。
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文本互涉性。当沈引用自己以前的话，他成了自己的出处，因而便暴露出他的写实方案的同义反复。尽管他渴望保持记忆的客观公正，他却坦然地将自己的印象和关怀加诸他的书写对象。尤其《边城》和《凤子》都是富有田园气质的虚构作品，沈从文引用其中文字，必会有人追问：为虚构而作的叙事，现在如何又能用来阐明“真”相？当历史和故事，事实和对事实的追忆，“真实”和“虚构”在《湘西》中相互融合之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文本互动产生的高度游移性。
正如沈从文叙事中涉及到的无数历史古迹、废墟遗址和风景名胜一样，他的自我引述也成为他的湘西文学之旅中的一“景”，一个空间。当我们探访沅水岸边的古老藏书洞、为纪念东汉老将马援而修的伏波宫、被凤凰乡民以革新为名毁坏的明代佛像、一个曾是地主、绅士、匪王、富豪而终遭暗杀的军阀的弃宅，我们渴望要破解那些秘密，想要聆听这些遗迹的永恒沉寂下幽幽的回声。我们像历史家一样，要让自己明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边城》、《凤子》和《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也出现在古迹遗址、断瓦残垣间，要求着一代代的观光客——读者——也来倾听字里行间传来的声音。由此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历史观的变化。他想要批注、破译湘西神秘往昔的方式和他所批注、破译的对象一样重要。如此，《湘西》已是最佳的历史记述，也成为湘西风光中最重要的一景——文本风景。
凤凰是沈从文文学之旅的目的地。凤凰是湘西中心的一个闭塞小镇，是沈从文的原籍所在；也是他的创作想象力的源泉。凤凰山区中历来居住着苗族和土家族等民族部落，为沈从文的部落传奇《月下小景》（一九三三）、《龙朱》和《神巫之爱》等提供了合适的背景。这个地方也被视作许多湘西神话传闻的发源地——像部落战争、土匪、迷信、巫术及许多其他奇异风俗等。以《湘西》的叙事布局而言，凤凰标志着沈从文旅程的“黑暗之心”。在那里，沈从文记忆的幻影初步成形，也是他欲望之旅必须乞灵的终点：
苗人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24）
凤凰是南国的外疆，对“中国”来说，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是异地。当地居民不仅继承了苗汉混杂的血统，而且千百年来一直依照一套独特的道德习俗生活。在这个地方，现在重复着过去，神鬼和生人共相始终；无所不在的精灵滋养着无数传奇和迷信。也正是在这里，身体和心灵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形成道德风俗的奇丽风景，挑战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并跨越真实与幻想的界线。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好勇斗狠的胆气。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