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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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使他们反对自己身外的世界，反对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思想。很快地，一个神秘社团——兄弟会，不仅渗入了政府，还控制了荷兰新教和大学、警察、军队以及公共部门。几年之内，他们不顾白人尤其是英语白人选民的强烈反对，粗暴践踏宪法，废除法定条款，以为这样做就没人能运用宪法的手段击败他们了。
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称其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完全违背了任何人权的概念。除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没有哪个国家存在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为反对这种理论而进行的。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虽然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断表示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厌恶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1月8日，比欧洲后裔成立的国民党还早2年。四个年轻的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塞梅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国。他们的目标是将人民联合起来。塞梅说，部落的分散是不正常的，它造成了灾难、落后和无知。他说：“我们必须从更广的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出席会议的有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虽然他们不仅来自英属贝专纳兰、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还来自南非各地，但是他们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牧师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当上了司库，自学成材的报纸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索拉吉当选为总书记。这个组织模仿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包含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如：它有一个议长和由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我们梦想着这个变化”，半个世纪后一位代表回忆说，“我们梦想着有朝一日黑人也能坐在议会之中，也能买到土地”。
他们是地道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非国大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这个首次举行的庄严的集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唱着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歌《上帝保佑非洲》。这首歌成了非国大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许多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它定为国歌）。1925年，非国大有了自己的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不断地为反对接踵而来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斗争。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而他们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更深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到了30年代，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循规蹈矩的非国大已经堕落成一个清谈的场所了。就在这时，詹姆斯·卡拉塔，这个来自东开普地区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神父，不顾自己的重病和贫困，开始对这个组织进行大胆的改革。他当时任总书记，而新任大会主席A·B·克苏马博士的加盟为这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证。克苏马交游广泛，处事老练，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诊所，其他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克苏马的行列，Z·K·马修斯就是其中一员。他是黑尔堡大学的讲师，教授“社会人类学”，“土著法与行政管理”，并在国外的教育学界小有名气。1936年赫尔佐格的分离法案使马修斯在政治上觉醒了。他决定在非国大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曼德拉和坦博这些参与了黑尔堡学生政治运动的能干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此时已崭露头角。
工业的巨大扩展引起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这些投资依靠廉价劳动力而获得了高额利润，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却是动荡不安的。黑人工人的工资经常处于生存线以下，而且非洲人的工会也越来越好战了。然而当工人们反对这种制度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向工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42年，一股罢工的狂潮受到了史末资的“第145号战时法案”的反击，这一法案规定所有黑人举行的罢工都是非法的。但是，“非法”的罢工仍在继续。在亚历山大，人们反对公共汽车涨价，因为他们太穷了买不起车票。在草地高原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步行10公里上下班。九天之后，汽车公司屈服了。然而，一年之后的1944年，车票又一次涨价，于是抵制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人们步行了七周，终于取得了胜利。
反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战争激发了人们要求自由和自治的思想。阿非利卡人的极端分子也许会赞同纳粹主义，但是南非的非洲领导人却感到自己是更广阔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着。在克苏马和马修斯的领导下，非国大发表了一篇《非洲人的要求》，渴望看到“在所有国家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都被彻底摧毁”，而“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政府”能得以实现。除了要求取消证件法和工业歧视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外，他们还要求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选举权。
克苏马博士联合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共同发起了一场反对证件法的运动（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是圣雄甘地于1894年创建的）。当时政府反对议会中取消证件法的运动，并下令大规模逮捕违犯证件法的群众，于是这次反抗运动就迅速发生了。一股反抗的狂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发表声明说，证件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的国家中实行的希特勒式的手段”。但是，游行、请愿、派代表谈判这些宪法允许的各种抗议方式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
然而这一时期人们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纳粹投降了，而南非人和其他有色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道变化不是必然的吗？非国大与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这是约翰内斯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游行，2万名非洲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跟在鼓号队后面，举着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帜，浩浩荡荡地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结束这种工作！”但是这场战争使南非的工业化和国外投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了白人的财富和权力。
1946年，又一个信号提醒人们，并不只有南非黑人受到压迫：印度人走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当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印度人大会发起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少数民族”法案时，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个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发挥了作用。史末资的法案是想把印度人永久地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抵抗运动实际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完成的。
但是当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曼德拉和青年联盟中的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还没做好准备。1946年非洲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流动工人”即户口在农村的黑人劳工们也在反抗南非的制度，而罢工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尔早就警告矿工协会要注意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了。30。8万名黑人矿工的生活条件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是南非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假定他们还能得到一个农民大约每月2英镑10先令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平均月名义收入是3英镑11先令8便士。然而他们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的家庭生活极端贫困；营养不足和疾病横行乡里。他们罢工的要求是：“根据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中同意的新世界关于生活标准的道德界限”，日最低工资不能少于10先令。
7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警察拿着步枪、刺刀和警棍开始驱逐他们回去工作。
就在这时，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在距约翰内斯堡北部40公里的比勒陀利亚召开会议，这是在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以后成立的顾问机构。Z·K·马修斯是主席，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新当选为委员。鉴于矿区的灾难不断增加，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却收效甚微。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詹姆斯·莫罗卡博士说：“他们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向我们开枪，可以逮捕我们，可以审判我们，但你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看矿区的情况，希望能代表800万南非人民按人民的意愿指导政府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不理会他们的抗议。一位委员说，委员会就像一部“玩具话筒”一样没用。
矿区的罢工不到一周就被击败了。这次失败不仅因为政府及其警察的残酷镇压，还因为矿区协会破坏了非洲矿工同盟，而且在增加了每个矿井的警察力量之后，又把矿工按部落分成不同的居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1248人受伤。
与此同时，在国外很有名望的资深政治家史末资总理一直留在联合国。一年前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郑重宣布要“忠于基本人权，忠于个人尊严，忠于男女平等”。正在联合国游说的克苏马博士评论说：“我们要求得到面包，却受到枪击。”
这时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城区和贫民区中的南非黑人超过了10万。被迫迁移，警察搜查，失业等苦难不断引起骚乱，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1月的德班。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了口角，因此激怒了一群南非黑人。多年积压在心中的对压迫和贫困的愤怒使祖鲁人民失去了理智。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第一个目标——商人和“外国佬”，这是他们痛恨的“剥削者”。他们放火、杀人、抢劫，造成147人死亡，其中印度人53人，南非黑人87人（这主要是警察的功劳），而白人只有1个。奥利弗·坦博等非国大领导人与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急忙赶往事发地区平息民愤，了解他们遭受的苦难。
在22岁的时候，曼德拉奔赴约翰内斯堡并在那里走进了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库努之行几天之后，曼德拉在乌姆塔塔的部落酋长集会上说，尽管他反叛了部落的传统，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沃尔特·西苏鲁结为朋友，他也许还是会成为一名滕布族酋长的。沃尔特·西苏鲁不仅帮助曼德拉学完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法律课程，还介绍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以极为温和的手段强调南非黑人的首要要求：谋求更好的待遇。在40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会员反对非国大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这使非国大的政治力量得到了削弱。这些年轻人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极端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走狗。曼德拉被卷入了这次青年反叛活动，这次反叛使非国大青年联盟于1944年成立，并产生了更好战的民族主义政治。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为首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国大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员，曼德拉积极煽动社会反叛活动，反对一切统治——家族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
曼德拉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是个叛逆者，有非常明确的事业。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坦博一起着手改变非国大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叛逆的三人集团必须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反对以阿尔弗雷德·克苏马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非国大领导层。1949年，这些年轻的叛逆者在他们提出的复活非国大的“行动计划”问题上与克苏马发生了冲突。这个计划要求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遭到了克苏马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那时候，这个计划所体现的革命思想甚至让非国大自己的领袖们都感到害怕。
1941年，曼德拉这个引人注目的健壮的年轻人带着一种领导者的气质，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涌入了约翰内斯堡。两年前，史末资将军领导的南非加入了英国及其盟国一方，抗击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因此战时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曼德拉先坐乡村汽车，然后乘上一节标有“非欧洲人乘坐”字样的火车向北行去，经过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草原高地，最后到达了一座盛产黄金的城市埃戈利，它的郊区到处堆满了红黄色的矿物垃圾。曼德拉突然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处高楼林立，交通快捷而令人眼花缭乱、各种肤色组成了喧闹的人群。整个市区及白人居住的广大郊区都非常繁荣，而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数量众多的城郊黑人居住区和贫民区中生活。这里人口拥挤又不卫生，没有电和柏油路也没有电话，还要不断受到警察的袭击，他们是在搜查触犯了《通行证法》和《酒类法》的人。骚乱时有发生，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且犯罪活动成倍增加。对于被剥夺了财产的非洲人来说，这就是在种族歧视政策下生活的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已经开始了。
从孩提时代开始，曼德拉就学着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为了地位和安定的生活而努力。可现在他却陷入了在城市中求生存的熔炉之中。第一件事就是找份工作，而最有希望的地方就是矿区。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觉得有趣：在皇冠矿区，他被雇佣为警察，有望不久以后会被升为办事员。他拿着圆头棍（一种很重、带把手的棍子）和哨子守卫着通往黑人矿工居住区的大门。然而几天之后，酋长派人找到了他，于是他又一次开始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了一间屋子，这是约翰内斯堡向东北部延伸出来的一片城区。在那里有个熟人建议他找“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他值得信赖能给人有用的指导。西苏鲁比他大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很清楚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