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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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值得信赖能给人有用的指导。西苏鲁比他大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很清楚被视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他曾拿着锹和镐在距地面一公里深的金矿里劳动过；曾在一个白人家里做过厨房杂工；还曾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并与不公正的老板们发生冲突。同时，他还通过函授取得了初级证书。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为白人家庭洗衣服挣钱。当曼德拉见到西苏鲁时，他正经营着一家小房地产公司，买卖那些仍由黑人拥有的自由土地。他立即给了这个年轻的新人一份工作，每月两英镑还有回扣。
当曼德拉诉说自己以前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西苏鲁给了他经济上的帮助，使他能通过函授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他还借给纳尔逊一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又介绍他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欧洲人”打交道——当时就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郡长、商人和教师，而现在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一起上班。他刚到办公室，一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纳尔逊，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政策。要是佣人送茶来，你就直接到盘里拿好了。我们已经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去告诉高尔，但要小心点，他可是个影响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拉代尔是个很傲慢、个子矮矮的男人，政治上很激进。当曼德拉告诉他新茶杯的事以后他回答说：“你就照我的样子去做吧。”茶来了，拉代尔不拿新茶杯却故意挑了一只旧的。曼德拉不想与他争吵，也不想得罪打字员，于是就装作不想喝茶的样子。
另一位打字员经常让他干活而自己却无所事事。有一天，当曼德拉对他口述文件时，一位白人顾客走了进来。这个姑娘显然觉得很难堪，她为了向别人表明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于是她从钱包中抽出6便士对他说：“纳尔逊，到商店给我买些香波回来。”
曼德拉总是很幽默地对别人讲述这种事情。当白人的歧视和冷落直接对准他时，他通常的反应就是幽默；而当这种对待指向那些无力抵抗的黑人时，他总是感到很气愤。
1944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埃韦琳·恩托科·梅思结婚了。她很漂亮，说话温柔，在城市深矿医院当护士。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这是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市区约10公里，到处布满了统一式样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什么景致，很荒凉（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索韦托，是“西南地区”的英文缩写＇1＇）。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也是名护士。这时奥利弗·坦博也已到了约翰内斯堡，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曼德拉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的功课很难；而且他没有适当的学习用品，上学需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在晚上11点钟实行宵禁，这些都给他学习带来了困难。公司里指导他学习法律的同事是位波兰犹太人，纳尔逊非常感激他的好意。他总是鼓励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赢得社会各界人们的尊敬”，还说他应该远离政治。
但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滕布人了；而且非国大也深深地吸引着他。沃尔特·西苏鲁已是非国大的成员，他鼓励坦博和曼德拉加入这个历史悠久、连续性最强的黑人政治组织。然而在194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一些会员脱离非国大而成立了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么说）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们的责任是留在非国大，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他们决定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激发非国大的活力，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作用。
这期间出了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政府没能实现改革的诺言，又在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心中激起了反抗情绪。“我们从未真正年轻过”，奥利弗·坦博在谈到这段日子时说，“没有舞会，也几乎没有电影，有的只是会议和讨论，每个晚上，每个周末都是如此。”他们在彼此家里或办公室开会，就这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
安东·穆奇瓦克海·伦尔迪博学多才，很有号召力，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这种哲学观点。他生于祖鲁族农场工人家庭，家里很穷，只能穿麻袋片蔽体，他的父母下决心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并设法挤出些钱来交了小学的学费。经过自己的奋斗，他当时已经是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律师。伦尔迪和A·P·姆达（也是教师，后成为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些人一起成立了一个“青年联盟”。他们开始着手“激发”非国大的活力。他们认为非国大是“非洲人民意志的象征和体现，是反对各种压迫的统一战线”。但是他组织无力，“把自己看成一群绅士，两手干干净净”，不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青年联盟要对这些批评作出保证，“他们父辈的奋斗和牺牲”没有白费。非国大一定要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要唤醒公众的政治意识。要坚决反对‘国外的领导’和‘国外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输入’”；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用是可以借鉴的。
伦尔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了这些观点，后者谨慎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他做对了：这些年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非国大。
1944年4月，伦尔迪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当选为书记，曼德拉参与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定稿工作。他说，他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他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应该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他们想创造一种环境，使非洲能“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时常与米尔在一起。米尔在市场大街的胡尔瓦德大厦有间没什么家具的房间，这里是开会的地方，经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直到深夜。参与这些活动的有他的朋友、同学和积极分子，比如：迈克尔·斯科特和鲁斯·费斯特。前者是圣公会牧师，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运动，后者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只有18岁，他的父母像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一样，也是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斗士。
曼德拉从米尔那儿了解了印度人民和他们在南非进行的斗争，他对此很感兴趣。米尔一家是穆斯林。1860年英国人把印度人运到纳塔尔，让他们在甘蔗田里劳动。甘地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在德班定居。他看到印度人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叫精神力量），现在这项运动的高级领导人是两个年近40的医生：纳塔尔的甘地式人物蒙蒂·奈克和德兰士瓦的共产党员约瑟夫·达杜。印度政府在领导亚洲艰难地争取独立的同时，给他们以道义上和外交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曼德拉看到年轻的印度人自愿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驱车500公里到达德班，却在那里受到了审判，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但在政治上他还是与他们划清了界线。米尔和辛格这些印度人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中肯的政治、经济哲学。他们社区的代表们是一些保守的商人，这些人指望能与白人统治者达成谅解。这种做法让他们感到很沮丧，但是一位杰出的英国老妇人又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梅布尔·帕尔默博士是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向各民族的人讲授各种知识，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虽然党员很少，却在组织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劳工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她独自提出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
曼德拉非常反对共产党，这不仅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背景，还因为他的宗教培养告诉他，共产党员是不信基督的。大多数联盟的成员都有他的这种敌意，所以当“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鲁斯·弗斯特想介绍他们入党时，他们一口回绝了。
布拉姆·费雪是个祖籍欧洲的共产党员，作为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起草了一个更民主的非国大纲领。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是“年轻的土耳其人”）不仅反对共产党还反对与白人合作。但他后来仍在两次历史性的审判中为他们进行了辩护。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联合将削弱他们的努力，而且白人共产党员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更有甚者，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差别而掩盖了团结所有非洲人这一主题。伦尔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那些想留在非国大的非洲共产党员退党，于是在非国大年会上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达到这一效果。然而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尔都是大会中最有声望、最活跃的人物，而击败青年联盟这次运动的却是那些中间分子。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曼德拉说，非常多的攻击都针对于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把白人赶到海里去”。他与各位同仁起草了自己的基本政策并多次开会讨论，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必须考虑到南非的具体情况，要知道不同种族的人民在一起生活已无法改变。“但我们坚持认为”，他们补充道，“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废除白人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造成剥削和人类悲剧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的自由、建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种族压迫和迫害将是法律所不容的。”
青年联盟也承认有些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是他们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是无用的。”至于那些同样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只要他们不妨碍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就不能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其他有色民族所受的压迫各不相同，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





　　
　　　　第二章　指点江山
　　　　
　　


　　
二、重振非国大
曼德拉认为这次南非黑人与印度人的领袖的联合行动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但他们这些青年联盟的成员仍反对与印度人大会联合。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使非国大与南非印大为争取合法权利联合行动时，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决定“单独行动”：为了使南非人恢复自信，还有许多事要做。
姆达是青年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尔迪长期生病，于1947年去世了，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他死后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仍激励着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们前进。曼德拉当选为书记。由于不断深入地被卷入政治之中，他已放弃了法律学业。
联盟准备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以此向克苏马博士挑战。他们对其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才能和正直人格，非国大现在已经有了几千名会员，在银行也有了3000英镑的存款。虽然曼德拉也参与了这次攻击，但他个人对克苏马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49年12月，就在非国大年会召开前不久，他和坦博、西苏鲁作为代表拜访了克苏马。这是一次艰难的会晤：克苏马决心继续掌权，而他们却更加坚信人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行动了。另外，矿工罢工的教训使他们坚信：没有工人“大众”的参与，就不会有成功的政治行动。他们向克苏马转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就不支持克苏马当主席。可克苏马根本不理这一套。
最后他们选择了支持这一计划的莫罗卡博士。几乎每个顽固派的人都选克苏马，而这些年轻人却选莫罗卡当主席。这次“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沃尔特·西苏鲁仅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书记。这是很有意义的：非国大第一次有了自己专职的书记，他能得到每月5英镑的工资，还有一间办公室，虽然很寒酸却处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之中。西苏鲁的妻子阿伯蒂娜也把自己当护士挣的工资拿出来支持他们工作。
曼德拉是新当选的全国执委委员之一。执委中还有温和派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其他代表，他们宣誓要努力执行已被大会热情采用的这个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是非国大奋斗史上的分水岭。他把目标指向“国家自由”和民族自决，反对白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种族隔离和白人领导。非国大必须利用新的“武器”：联合抵制、罢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但是非国大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停工，在这一天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
因此非国大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非国大以前的领导人“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能使统治者回心转意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而现在他们应该使用压力，“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正如他在青年联盟杂志《北极星》中写的那样，他也注意到“与群众保持高效联系”这个问题。他补充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它能抓住群众的思想。”“我们的任务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完整地教给他们。”
在“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1950年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之前，由共产党、印大和德兰士瓦非国大组成的特别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举行停工，以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