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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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1950年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之前，由共产党、印大和德兰士瓦非国大组成的特别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举行停工，以抗议政府关押了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被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解散了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尖刻地抨击共产党。他们的文章说，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显然是不会在南非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曼德拉的坏脾气就是在这次冲突中出的名。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抗议活动，政府也禁止游行，而且“五一”节那天当地还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了集会群众，结局几乎成了一场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吵吵闹闹，警察向群众开枪射击更引起了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地跑前跑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要求人们赶紧分散开来，找地方躲起来。最后有18名非洲人被杀，受伤的多达30余人，其中还有3名儿童。
对“青年联盟”内部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在罢工中所受到的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令他们大开眼界。曼德拉说：“那天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既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被非洲人工人对‘五一’节号召的支持而深深感动。”
组织者的工作极为艰苦，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西苏鲁结识两位年轻的印度人，一位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另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特拉答。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当他们握手的时候，曼德拉和西苏鲁这两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向保罗和卡西表示祝贺——这是最初的亲密表示，后来他们四个成为终身挚友。
首先把人们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民赶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按种族对每个人进行分类，使个人饱受痛苦；《团体住区法》按种族和部族把城乡各地的居住区分开，特别是没收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并宣布对一切“非欧洲人”都将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被政府叫做“班图人”，政府还要根据《班图人权利法》对班图人部落进行重新划分。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为恶劣。其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2000名共产党员：其中非洲人1600人，印度人250人，白人150人。40年代时，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代表”进入议会，并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的议会中占有席位。现在，冷战硝烟正在四处蔓延。在美国，麦卡锡搞得人心惶惶；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同英国秘密警察头子珀西·西托利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非洲的发展情况。非洲人认为，这标志着英国政府同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进一步勾结起来，英国在此间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
这个新“条例”具有南非特色，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指出的那样，他“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所谓“共产主义”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加剧骚乱和混乱，非法行动或违纪行为，或威胁采取非法的或懈怠的行为，从而在联邦内部引发任何政治的、工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变动”。司法部长有权“指定”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并把他们逐出其所在组织。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如果继续“推行其宗旨”，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1950年6月26日，按计划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都参加了“协调委员会”。开始时大家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塔尼从开普敦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带来的气氛让大家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开始把他看做“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久他们成了朋友。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们“罢工”，它是城市人民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呼吁人们支持他们行动时宣称：“对我们来说，这次抗议集中体现了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历史上的那一天，杨·范里贝克到达好望角，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这份声明中明显可见曼德拉对小时候听部落长老讲述的故事记忆很清晰，因为声明中接着说：“在整个‘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干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白人联邦统治时期，这种运动一直在进行。”他们警告政府：“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力量都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非洲人发誓要解放整个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在内。
莫罗拉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动员各省中心地区的群众，争取他们的支援，曼德拉则负责协调整个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以恐惧的感觉”宣布，“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往人们的水里下毒，并“教人们如何去杀人”。
6月26日，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几个地区爆发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一些较小的中心地区部分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印度人大力支持这次罢工，尤其是在德班，工人们受损失最大——有1000人被解雇，但组织者们及时向他们提供了生活补助。
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及他们的筹款能力启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印度人则通过加强与非洲大多数人的合作得到了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到外交支持，那时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有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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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韦托是个在中国传媒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南非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里，然而令中国读者奇怪的是地图上却找不到它，而且这个有200万人口（官方统计为90万，其余是“盲流”式的临时居民）的居民点被称为“镇”，实际上它只是约翰内斯堡城郊的一片黑人贫民区。南非的行政设置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白人居住的几百人的“市”与黑人的几万、几十万人的“村”、“镇”是并不罕见的。
第三章 蔑视恶法
第三章 蔑视恶法
我认为我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一种我没有代表权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
——纳尔逊·曼德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一、和平的“蔑视”
1950年年底，曼德拉当选“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下一步如何贯彻他们的非暴力抵抗——“行动纲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者前往德班时，热情而富于纪律性，于是他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认为这种抵抗应是“典型的南非式的形式，应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俩回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消极抵抗”的例子。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成袋的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当政府干预时，成千上万的人宁可选择坐牢也不交罚款。整村整村的黑人妇女被投入监狱，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失败了。在这次活动涌现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工作队。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警察和白人对示威人群采用暴力手法，抗议活动仍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促成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实际并没有被废除）。
西苏鲁认为此时应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当时多么害怕非洲人可能会被其他种族控制。曼德拉回想起“五·一”节的游行示威，当时“人民”支持他反对的某些东西，渐渐地他让步了，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之后，表示愿与其他种族合作。对于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开始懂得，非洲人“自己干”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激烈地讨论：他们知道“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约束天天遭受暴力的人民，使他们不会走向暴力反抗之路呢？他们认为，关键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提出以下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其建国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告诉政府，除非将极为不公正的六项法律取消，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极为赞成这些建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谢并高喊“我的祖国！”群众回应“非洲！”代表们站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国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哪一个种族，而是针对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人士总是处于被统治、遭受苦难的地位”；非洲人在为改变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还给所有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很谨慎地表明不会使用暴力。
在南非，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和工会，撤消了批评政府者的护照；并打算取消“有色人种”在选举方面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战士、圣雄甘地的养子马尼拉尔住在纳塔尔，他对非洲人能否坚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遵纪守法的黑人同歹徒之间，以及黑人各部族间发生了骚乱，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这似乎为马尼拉尔的担心找到了证据。
政府不遗余力镇压这场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多的志愿者吗？他能领导这些志愿者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非暴力斗争吗？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切利亚1952年作了他的副手。毛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是与圣雄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拜访居民，向人们解释自己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任务是激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起出访。和平常一样，在小镇子里或专为白人建的村子里，黑人总是遇到麻烦。唯一可坐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住的旅馆或供他们使用的出租车，黑人居住的镇上也没人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到目的地，去敲看起来比较可靠的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有时被一些谨慎胆小的人断然拒之门外。
莫罗卡博士实际上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繁忙的业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担任重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长期以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政府毫不理解非国大的合理要求，反而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力度，致使如今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非国大将于4月6日组织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来的答复干巴巴的毫无诚意。总理指责西苏鲁不与土著事务部部长交涉，并对他能否代表非国大表示怀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相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差别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天生的”，政府不打算取消那些法律，不管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具有压迫性，都不能算作卑鄙，他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的那样一意孤行的话，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恰当地处置那些策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未把土著事务部看为“正规渠道”。他们还说，目前问题所在，不是一个“生物”问题，而是“公民权利”问题。“在种族尊严方面，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为争取在自己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别无选择，只有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我们想强调声明：我们打算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如果发生什么骚乱的话，决不会是我们制造的。
4月6日，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在各中心地区集会：在东开普，数万群众集会祈祷自由；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对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全身心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早日结束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他呼吁万名志愿者站出来蔑视法律。
曼德拉和卡切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招募志愿者。在服装工人礼堂，曼德拉面对约200名非洲人、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他指出：当局一定会试图吓唬群众，而且对第一批志愿者会特别毒辣。不论政府怎样进行挑衅，志愿者都绝不能报复。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志愿者不可以吵架或是酗酒；每个志愿者都要昂首挺胸，态度威严，高度警惕并保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回忆说，曼德拉很快同志愿者们亲密起来，他自己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愤怒。
曼德拉抵达开普敦后，一个早已习惯于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白人，这样描绘他的感受：“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望着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位仪态庄严的人，他的穿着无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