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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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行为在许多场合并不遵循这些解决方式，但是极少有实验事实上能实际为它提供证据。”

　　早期的实验测试比如最后通牒游戏只是假定人们仅想将他们的金钱最大化——他们总是在做这个游戏时不能得逞。这些测试不是反驳博弈论，恰恰相反地，它说明了实验者的某些假设出了错。后期的最后通牒游戏试图融入公平或者一些更加普遍的东西，来测试选手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对其他事物的关注）怎样影响其在竞赛中做出选择。这些因素如利他主义和敌意，魏布尔说，影响了选手想要达到的结果，他们根据这些做相应的选择。

　　“的确，一些实验室中的实验非常有说服力——尽管这可能对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不那么令人惊讶——说明人类主体的偏好并不只由主体的物质结果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背景（意思是说，按照与一个人同龄的人群的标准）决定选择，而此选择与个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看来都不一致。“深入分析这一类型的参数对于我们理解很多社会行为看似更有帮助。”魏布尔说。

　　第一节　人性的天性

　　博弈论通过抓住社会参数选择的细微差别，开拓了其铸造人类行为科学的前景——预测社会现象的自然法典。但这个计划仍存在缺陷。它在博弈论一开始描述时就假定了有“人性”这个概念。

　　初步看来，那些采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确实为证明人类天性的一致性提供了依据。毕竟，当经济学家与大学生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无论是在洛杉矶、匹兹堡，还是在东京，结果都相当的一致。当然，一个知名的社会科学家阵营强烈坚持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普遍人性的存在。被广泛宣传的进化心理学的热衷者也坚持认为，人类今天的行为反映了人类进化早期时的物种的基因选择。这个概念意味着人性是一个种族共同的传承，塑造了人类今天对环境的本能反应，这取决于他们在猎群时代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是这一观点的典型支持者。他在自己的书《白板》（The　Blank　Slate）中怀着极大的热情宣扬他的信念。他认为，“人类大脑在出生时是空白，而完全靠经验来塑造”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进化已经把人性的一般特征编入程序，存储在指导大脑发展的基因硬盘驱动器里了。所以，今天所说的人性起源于人类进化的早期。“从进化的角度对于人性的研究可知，许多心理的能力（比如我们对多脂肪食物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渴望，对冒险的性关系的渴望），与对当前环境的现实要求相比，更好地适应了我们祖先对环境的进化要求。”平克在书中提到。

　　换句话说，今天的人类只是穿着衣服的猎群者而已。

　　表面上看来，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或许对于博弈论和其他人类科学是件好事。如果自然法典被刻入存在于人类基因的天赋，它将大大开阔解密掌控人性的法则并预测人类行为的前景。毕竟，自然法典存在的这个概念可能被解释为有这样一些所有人类种族成员都遵循的普遍的行为程序。

　　然而，尽管人们对进化心理学领域所做的智能研究给予应有的尊重，一些从中得出的结论的依据相当没有道理。与其说支持进化心理学，博弈论更有助于指出它垮掉的原因。进一步说，博弈论起的作用与阿西莫夫的小说主角哈里·谢顿起的作用极为相似。哈里·谢顿找到了阐述他的社会物理学或心理史学的方法。

　　第二节　比较文化

　　在阿西莫夫所著的“基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基地前奏》中，讲述了在川陀星球（银河系的核心世界）的一次数学会议上，年轻的哈里·谢顿发表了一篇演讲。谢顿的演讲阐述了通过心理史学中的数学来预测未来的观点。心理史学是一门他刚开始进行研究的科学。自然地，国王接受了他的观点（在银河系的未来，政客们远比今天更关注科学）并且接见了谢顿。

　　“我所研究的，”谢顿对国王说，“是想说明通过研究人类社会来预测未来是可能的，当然不能预测所有的细节，只能从大体上，虽然不具确定性，但却具有可以预测的可能性。”

　　但当国王得知谢顿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时，感到很沮丧。谢顿仅仅形成了如何预测未来的理论的雏形，并且是在假设数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事实上，谢顿对他是否会成功也持怀疑态度。

　　“在研究社会时，我们把人类放在第二位，但是现在又有了人类思想这一附加的因素，”谢顿解释道。“列入考虑范围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上的冲动给研究增加了不少的复杂性，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照顾到。”

　　谢顿指出，事实上，可以有效预测银河系未来的心理史学必须考虑2500万个星球上相互影响着的人类变量，每个星球都包含十亿多的可以自由思考的头脑。“然而从理论上讲，做一个心理历史学分析是可能的，但它不见得在任何实际意义中都能完成。”他坦言道。

　　这些悲观的现实使国王不快，谢顿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了川陀星球上的一个逃亡者，从一个地区流浪到另一个——从皇府的市内区，到大学城，到农垦区，到一个废弃的采矿中心。在书的最后写到，谢顿意识到川陀是银河系的一个微观缩影，是成百上千个有着各自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归宿。这是他达成一门心理史学科学的解决方法！他不需要分析2500万个世界的数据，而只通过把川陀当成实验室就可以了解人类行为的变更。

　　临近20世纪末，讲求实际的人类学家独立地制订出了一项类似的为分析人类社会行为的计划。通过在地球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中进行最后通牒游戏（和一些其他的形式），科学家发现人类天性并不那么普遍。事实证明，后工业社会中的大学生并不能完美地成为整个人类种族的代表。

　　这个全世界范围的游戏计划是由人类学家乔·亨利希（Joe　Henrich）提出来的。之后在1996年，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生和东秘鲁马奇根加的农民进行了这个最后通牒游戏。游戏的规则同大学生的一样：给一个选手一定金额的钱并且让他必须和第二个选手分享这笔钱。第二个选手可以接受（第一个选手留下的剩余的钱）或者拒绝。当他拒绝时，所有钱将被收回，谁也得不到什么。

　　到亨利希在秘鲁试验最后通牒游戏时，这个游戏已在大学生中广泛流传。大学生经常把金额出到总数的40％以上。人们往往接受这样的给予金额。有时候，如果出钱太少，就会遭到拒绝。在马奇根加，亨利希注意到，人们往往会给出更低的金额——而且大抵还是会被接受。

　　“我们也希望马奇根加人和其他人做出一样的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依德（Robert　Boyd）告诉我，“他们做出的选择是如此迥异，使得我不知道该再期待些什么。”

　　当世界上的其他人只计情感而不计收益时，马奇根加人真正地了解了博弈论的理性选择的规则了吗？或者其他孤立的文化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很快亨利希、博依德和其他人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了经费，并利用这些资金在四块大陆上的15个小规模社会群体中重复了这个游戏。结果让人十分费解。从斐济到肯尼亚，从蒙古到新几内亚的参与者，游戏的结果既不同于大学生的，也不同于经济学理论所讲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以愉快收场。

　　在某些文化中，比如马奇根加，给予低金额是典型的并被广泛接受的。但在其他文化中，金额经常很低却往往被拒绝。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有时给予特别慷慨——甚至比一半还多。但在有些社会这样慷慨的给予又很可能会被拒绝。而在其他组中，不管给予多少，从来没出现过拒绝的情况。

　　“它确实让你对人类社会性的本质重新思考，”现在于亚特兰大爱默里（Emory）大学就职的亨利希对我说，“人类社会性多种多样。只要你的理论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你就必须解释它的多样性。”

　　第三节　文化多样性

　　这种跨文化的博弈论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并非像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样自私。而且研究还表明，在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细节方面中确实存在行为的差异性。组内成员也存在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甚至个人财富方面的个体差异，但这些因素并不怎么影响成员拒绝他人给予金额的可能性。做出这样的选择，相对于个体特性来说，更明显地取决于一个社会参与的各种经济行为。特别是，平均的给予金额似乎反映了一个社会与其他群体交易的数量。研究表明，在市场交易中运用更多的经验，并没有把竞赛变残酷，反而使市场更公平有序。

　　比如，吝啬的马奇根加人，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上是分离的——事实上他们就连与自己家人外的其他人发生联系都很难。所以他们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是非常有限的，他们都表现得非常自私。在具有更多“市场综合”的文化中，像肯尼亚奥玛人的牲畜交易，最后通牒游戏的给予金额普遍偏高，平均占总数的44％，而且经常会达到总数的一半。

　　奥玛人的平均给予金额同美国大学生的十分接近。但美国大学生有时会给出低金额，奥玛人却很少这样做。大学生发现，他们给出的低金额通常会被拒绝，相反在某些社会中无论多低的金额都会被接受。比如蒙古西部的吐尔库特（Torguud）蒙古人，低金额就很少被拒绝。即使这样，吐尔库特的平均给予金额仍达到30％～40％——尽管事实是给予者如果给予金额更低可以得到更多。显然相对于金钱来讲，蒙古的本土文化更看重公平。并且吐尔库特人并不十分在乎因拒绝一个给予的金额而一无所有。

　　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因素规定无私行为的各种不同方式。比如在巴拉圭的Aché，猎人们通常将一天的猎物留放在村子的周边。部落的成员们再找回猎物与村民分享。所以在做最后通牒游戏时，Aché人经常给出高金额，往往比总数的一半还多。印度尼西亚捕鲸为生的Lamalera人也是这样，他们公正仔细地把捕获的鲸鱼的肉平分。

　　尽管如此，文化在其他社会里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在坦桑尼亚，哈扎人分肉吃，但他们对此不满并且一旦有机会就会走开摆脱分享。但是，不分享的人有可能会遭到受人排斥的风险，以及社会的谴责和流言蜚语。这样使得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哈扎人给出低金额时会遭到很高的拒绝率。

　　另一方面，给予高金额并不总是意味着该文化中渗透着利他主义。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奥和格瑙人经常给出高于一半的金额，但是这样的慷慨也经常受到回绝。表面的原因是奥和格瑙人认为接受别人的馈赠意味着你今后还有义务报答人家。一份过高的给予金额甚至可能会被看成一种侮辱。

　　科林·卡麦勒（Colin　Camerer），一位在跨文化博弈研究领域中与人类学家合作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结果是另一种对经济行为上的文化影响的扭曲。“给予过多的金钱，不会显得格外慷慨，这实际上是一种吝啬的表现——是自降身份的，”卡麦勒解释道，“因此金钱被贬值了，因为人们不想受到侮辱，也不想负债。”

　　这种跨文化的博弈实验所产生的惊人结果表明，博弈并不必要用科学家预想的办法来衡量。博弈实际上接近于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用来测试经济行为。选手们明显地都在尽力体会博弈与真实生活的相关联系并都做出相应的表现。

　　比如，奥玛人迅速意识到真实生活和最后通牒实验中变量的相似性。在公共物品博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出现的）中，实验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简·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提供给4个奥玛人每个人一些钱，参与者捐献部分给社会，并留下剩余的。然后恩斯明格会将金钱总额加倍，并将其平均分给四位参与者。当她向其肯尼亚助手们描述这次博弈时，他们迅速回应说这就像哈兰比一样——一次为社会工程募捐的实践。

　　“人们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卡麦勒在加利福尼亚学院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将数学的偏见沿袭到博弈论中来了。”换句话说，最初的信念是“当你参与了博弈时，这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坐下来玩垄断大亨或者扑克……他们读懂规则，弄清楚该做什么——他们把它当成一个逻辑问题来处理。但是这些人把它当作类比推理——这与生活中的什么相似呢？”

　　所以，博弈实验所表明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形态是各异的，并且经济行为恰恰反映了文化生活中的这些差异。博弈论阐述了文化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说明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更像是博弈论中的综合策略。

　　令人好奇的是，全世界文化行为的差异性与从各类学科中发掘的“人类天性”的多种版本十分类似。当我去博伊德（Boyd）的办公室拜访他时——在UCLA大学的Haines礼堂的三楼——我们的话题转到探求人类本性的普遍概念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上。博伊德哀叹学术界对于人们如何标记正确事务的观点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且不协调。

　　“在社会科学中，有这样一种古怪且在我看来又站不住脚的情况，”他说道，“在Bunch大厅经济学家会告诉学生们他们的一个观点。当学生来到一层楼下来听社会学时，老师会告诉他们，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学的是正确的。之后他们上来到这，我们这些人类科学家告诉他们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他们去心理学部门再次得到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形并不好。我们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