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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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他们去心理学部门再次得到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形并不好。我们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陶醉于各自领域的这种局面，而且该局面一直存在于一些应该追求真理的领域之中。”

　　尽管如此，博弈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工具的兴起，将可能有助于改变上述情形。特别是，将博弈论中的抽象数学与真实世界中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观点相结合，已经开始表明人性的观点的巨大差异可能更贴近于生活的真实方式。

　　“不知何故，在近20年出现这种情况，”博伊德说，“那些热爱像博弈论这样的数学理论研究的人，却将此建立在心理学上所谓的真实人类身上。”

　　第四节　博弈，基因与人类天性

　　在许多社会中显示的公正及行为的多样性，很难与人类心理通常是由过去进化所形成的这样的观点相一致。进化心理学的强硬解释可以随处预测类似的行为。然而，博弈实验项目却给进化心理学家出了一道难题。

　　“我认为如果最终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冷酷自私的，进化心理学家们就会说，‘看，我早告诉过你，’”博伊德说。“但若结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那就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却是相当有力的证据。”但他指出，进化论对于人类心理学来说仍然重要。“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应该怀疑心理学是进化论的产物——那是与生俱来的，”博伊德说。“问题是，它如何起作用？”

　　正如卡麦勒所说，进化心理学家总是可以退却到可靠的说法，即祖先的环境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但在那种情况下，最初关于单一的“人类天性”的主张就显得相当的薄弱了。“我认为你可以拒绝接受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强硬说法。”卡麦勒说。

　　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对于进化心理学和它智慧的先驱——生物社会学的敌对人士所提出的“基因决定论”的反对，并不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关于进化心理学局限性的结论是有证可寻的。随着近十几年来进化心理学经常受益于有利的宣传潮涌，越来越多发人深思的批评（不是刻薄的论战）也渐渐地开始出现。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条批评来自于迪卡布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家大卫·布勒（David　Buller），他批判性地评价了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主张“成功”的方法的严谨性，并且发现证明它们的证据事实上是模棱两可的。在2005年出版的书以及同年发表在《认知科学的潮流》上的一篇论文中，布勒区分了纯粹的进化论研究和心理学的关系——进化心理学用一个小写字母e和p表示，从进化心理学来看，论文中的范例是基于“普遍人性学说”和“关于思想的适应性建筑是大量模块化的假设”。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认为我们的心理适应能力是‘模块’或者说有特殊用途的‘小型计算机，’它们在更新世时代，都用来解决我们原始猎群祖先所面对的生存或繁衍的问题。”布勒写道。

　　他主张认为许多进化心理学家声称的“发现”都在评论分析下土崩瓦解。进化心理学家说他们的工作解释了嫉妒在性别上的差异，一种能发现“欺骗”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如，当一些人获取好处却没能履行义务），以及收养子女比其亲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虐待的趋势。布勒说，无论进化心理学的解释看起来多么合理，其潜在的真实证据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某些情况下，这些观点所依赖的数据可能是偏执或不完善的，而且有时研究方法并不足以严密能够排除关于结果的其他可能性解释。例如，布勒坚持认为，旨在阐述大脑的“欺骗探测器”模块的卡片选择任务的结果，也能够通过没有模块但思考有逻辑性的大脑来解释。他写道，“虽然进化心理学的范式是一个大胆创新的说明性框架，它并没能从进化论的角度为人类心理学提供一个精确的理解。”

　　布勒的批判体现了一个长久以来备受争议问题的最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于基因和进化在塑造人类文化和行为模式的作用的争论，一个被普遍认为是关于先天和后天——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对决的问题。进化心理学观点把巨大的力量归因于指导人类行为的基因天赋；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与其他流派的学者发现关于基因力量独裁决定论的信仰让人尤为不悦。

　　无论如何，像布勒的异议——不管它们是否有很好的依据——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支持一种极端的观点，即否认基因在行为中起的任何作用（让人惊讶的是，有时仍然被表达出来）——或者更精确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差异。当然，没有基因，就没有行为——因为那样就将没有大脑，没有身体，无从开始。真正的问题是，个体基因组成的多样性是否导致人和文化中所显现的行为趋势的多样性。近年来，关于此问题最深入的研究者曾倾向于赞成基因在某些程度上起作用。任何说基因根本不起作用的人肯定不关心分子遗传学研究，尤其是在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而且，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神经系统科学的确为许多大脑功能中的模块性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是，最近的神经系统科学也主要通过展示大脑的灵活性来举进化心理学的范例。事实上，为特定行为做准备的大脑的确是有特定系统的。但是，事实上，人类大脑在体验之后适应趋势的能力上展示了很强的灵活性（术语叫可塑性）。

　　“近些年来的众多惊奇发现之一是我们发现大脑有适应变化的系统，”位于新泽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的艾拉·布莱克（Ira　Black）说，“我们发现环境具有接近基因并在大脑内改变其活动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遗传确实给大脑带来了一些影响，但认为经验必定以某种方式否定了大脑的基因链却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正是大脑的基因链创造了这种依据经验而改变的能力。“基因是你灵活的原因，不能不考虑基因的因素，”神经系统科学家特伦斯·西里奥夫斯基（Terrence　Sejnowski）和斯蒂文·库沃茨（Steven　Quartz）在他们的书《说谎者，恋人和英雄》中写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常常深刻地改变着你大脑的构造、化学反应和基因表达，贯穿着你的一生。”

　　因此许多专家赞成基因是重要的，基因的多样性可以影响不同种行为的倾向性。另一方面，基因也并不是像一些基因…能量独断家所主张的那样全能。即使是动物，也经常被描绘成纯粹的“基因机器”，通过应激反应程序响应刺激，实际上显现出大量的不能归因于基因多样化的行为的多样性。

　　很多年以前，我偶遇一项把此问题放在显而易见的角度的研究，在老鼠身上进行一个尤为简单的行为响应。多年来，科学家已经惹恼了老鼠，通过把它们的尾巴浸入到一杯热水中（代表温度：华氏120度，约为48。89℃），来测试老鼠对疼痛的反应。当然，老鼠不喜欢尾巴被浸到热水中，你一把尾巴放进去，老鼠就会把它猛拉出来。

　　但并非所有老鼠的反应都相同——至少不是所有的老鼠都像其他一些老鼠一样迅速地拽出尾巴。实验发现，一些老鼠的平均反应为一秒或者更短；其他的可能要花上3秒或4秒。一些老鼠相对于其他老鼠来说，仅仅是对于疼痛更加敏感。显然环境的条件相同，实验试图推断出简单行为的差异反映老鼠基因的差异。验证这个问题很简单：既然实验是在具有不同应变基因的老鼠身上进行的，你所要做的全部就是比较做出不同应变反应的老鼠，观察其是否有一些基因轮廓与其他拉尾巴较慢（或者较快）的反应相符合。

　　事实上，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的杰佛瑞·莫格尔（Jeffrey　Mogil）和他在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合作者们已经做这种把老鼠的尾巴浸在热水里的实验超过10年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据来进行这样的分析。并且，分析的确证实了基因差异的相关性。保持环境条件不变（例如水温应该精确到49℃）一些具有平均基因应变能力的老鼠确实比其他老鼠拉尾巴快。

　　但是，通过进一步回顾，可以清楚看出，基因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并且恒定的水温也不是唯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在回顾超过8000个被激怒了的老鼠的得分后，莫格尔的研究队伍发现了所有影响老鼠反应速度的因素。被实验的老鼠是被关在拥挤的笼子里呢，还是它们有活动的空间？它是第一只从笼子里跑出来的老鼠呢，还是第二只？那是发生在早上、下午还是晚上？有人记得测量湿度吗？此刻谁抓着老鼠？“一个甚至比老鼠基因型更重要的因素是进行测试的实验者，”莫格尔和他的合作者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换句话说，基因还不如哪个研究员正在控制老鼠重要。

　　事实上，经过计算机的反复核对所有因素，我们发现其中基因差异这个因素在尾巴测试反应速度的多样化只占所有原因的27％。环境影响在表现差异的原因中占42％，19％归因于环境和基因的相互影响（那只意味着某些条件影响一些遗传品系但不影响其他）。

　　莫格尔和他的合作者推断，实验室环境在老鼠的行为表现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是掩饰就是夸大了基因控制的影响。既然尾巴弹跳是一种如此简单的行为——主要是脊髓反射——说环境影响在那种情况下是侥幸成功是不太可能的。研究者们发现，更为复杂的行为甚至可能更易受到环境作用的影响。

　　类似这样的结果对我们的影响就像发现人们如何以不同方式进行经济博弈一样。基因、环境和文化的相互影响造就了老鼠和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人类种族为了在世界上生存，已经采用了一种具有变化的多样行为类型的混合战术。对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不同，地球上布满了一种文化上的“混合战术”，而这种战术扎根于对行为如何进化的影响的混合，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第五节　混合的人性

　　所以，人性是什么呢？博弈论所能描述的人性又是什么呢？的确存在人性，但人性并不是像极端的进化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单一的人性。它是一种混合的人性，在仔细考究下，这个特性在由博弈论主宰的世界里应该是很明显的。进化，归根结底是博弈论的终极实验，在这个实验里，回报就是生存。正如我们所见，进化博弈论不能预测哪种单一行为策略在博弈中获胜。它就像一个仅由鹰和鸽子组成的社会——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与纳什均衡相去甚远。而博弈论的规则利用策略的多样性，促使不同物种的生物为了幸存和繁衍，尝试各种不同的行为。

　　透过博弈论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出进化论在人类心理学的作用仍然重要，但它比持强硬路线的进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微妙。博弈论确保进化产生出物种的差异、行为的混合，而且在人类问题上，产生文化的多样性。

　　所以看起来，博弈论本身已经回答了为何它至少没有像它最初所阐述的那样起作用的问题。纳什最初的博弈数学的分析被解释得有点过于狭隘。单单就将其应用于经济学来讲，它预测的行为就经常与人类真实所为不一致，但那是因为数学是在一个假设和计算的抽象领域中起源并发挥作用。如今，通过在全世界使参与者融入其本身文化氛围进行博弈实验，科学家已经证明，被应用于经济学和行为学研究的纯数学方法能够被真实世界的因素所改进。

　　“我的目的是让数学家松开他们在博弈论的缰绳，不再仅用数学的思维来思考博弈……”卡麦勒告诉我。相反，他说，博弈可以看成是对“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进行X光拍摄。”

　　从这个角度看，博弈论变得更有力了。它成为一个工具，一个用来诠释人类行为复杂性以及理解无数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交互作用的工具。这正是哈里·谢顿一直找寻的用来开创一门社会科学的东西。

　　当然，阿西莫夫有许多现实生活中的前辈，他们同样探求类似的社会科学。事实上，阿西莫夫所引证的统计物理学，作为心理史学的引导，将其受到的启示归功于应用统计学于人类的先驱者——尤其是由天文学家改行的社会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

　　第七章　凯特勒的统计数据和麦克斯韦的分子理论——数据与社会学，数据与物理学

　　乌合之众人多而智寡。

　　——英国谚语

　　不管现实中的人多么变幻莫测，他的行为总是浩瀚宇宙有序体系的一部分。

　　——亨利·汤马斯·巴克尔

　　半个多世纪前，当艾萨克·阿西莫夫创立科幻般的心理史学时，并没为细究数学如何起作用而劳神苦思，只简单地说可以像描述分子群那样描述人群。作为专业的化学家，阿西莫夫很清楚：尽管无人知道气体的各个原子的所作所为，但却可精确计算出气体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因此，他认为一门足够先进的科学同样适用于人。

　　“心理史学研究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阿西莫夫写道，“是关于群体的科学，几十亿人的群体……任何已知的数学对个人行为都无能为力，但对于几十亿人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大家各行其是时，社会可能综合呈现出一种可用方程来描述的模式。心理史学可能不如气体法则那样准确，但那仅仅是因为气体分子远多于人。正如阿西莫夫的角色之一所解释的，“历史规律和物理规律同样绝对，如果说历史规律更易出错，那只是因为历史所研究的人不如物理所研究的原子多，所以，在历史中个体的影响更大。”

　　尽管如此，在当时用数学来描述如社会般复杂的事物只是人们无法兑现的勃勃雄心而已，社会心理学仍然停留在科幻阶段。并且在19世纪中期，由于无法量化分子间无序的相互作用，人们对气体宏观特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数学对此似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