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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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
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金庸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韦小宝在深入了解皇权专制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皇权专制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到位、特别透彻。根据所揣摩到的心态，韦小宝会采取不同的对策，这往往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的。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他是“不学有术”的。毫无学问，又没有什么高强武功的小流氓，却懂得借助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2）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每个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本书的前面已经介绍了，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让韦小宝做皇帝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中他感受到“皇上也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他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把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
韦小宝藉以克敌制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皇权专制社会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无往而不胜，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的爱戴、尊崇。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这反映了作者也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