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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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
“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中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