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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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