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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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惟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情操。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地理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逆来顺受的，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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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推荐 推荐 。 20060913 14：24：26 丹意 可在本雅明看来，空间却是更重要的，他对此非常入迷，Susan Sontag在“在土星的星象下”中这样描述他的土星性格空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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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土星性格的人，时间是压抑个体生命的东西，单调重复，毫无特点。一个人在时间上仅只是一个人，一个从来如此没有特征的人。而在空间上，一个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班雅明的缺乏方向感和不善看地图，反而成为他热爱旅行的原因，使他掌握了游荡的神秘艺术。对他来讲，时间毫不留余地，把我们无情地从过去向前拋，通过现在狭窄的门道拋向未来。空间则宽广辽阔，充满可能性……”
条件即逆境
上一篇 作者：熊培云 来源： ＇402期 A33＇ 更新日期：20060831 下一篇
无论是谈判，还是谈恋爱，人多爱讲条件。这不是因为人世故，而是因为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条件之中。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受制于这些条件时，会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人们充分地享用这些条件时，却经常忽略条件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我要说的“条件即逆境”。比如说，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人们准备仓皇逃命时，都不怀疑自己身处逆境，但是，在旅客们刚踏上这艘世界顶级邮轮时，却可能毫无察觉；又比如说，鱼儿在鱼缸里游泳，并不知道自己身处逆境之中。但是我们知道，鱼缸可能随时会被打破，水可能因为主人的疏忽随时变质。换言之，鱼儿在获得鱼缸这一条件时，同时也获得了鱼缸这一逆境。人类不断地为自己创造条件时，也不断将自己抛进逆境之中。人们在创造条件时，也是不断地将人们从一个逆境转移到另一个逆境。不同之处，也许只在于，有的是地牢，有的是“天鹅绒监狱”。如今，当科技引领时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时，同样意味着人类成为无穷逆境中的难民。就像影片《心慌方》（Cube）一样，你打开一个房间，只意味着进入一处新的逆境。逆境的存在，意味着人永远不会真正自由。这不仅因为环境没有给人类充足的积极条件，还在于人们自己制造的条件同样具有消极因素。比如说汽车是人为自己制造的条件，但是，汽油短缺同样让我们举步维艰。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曾经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在我看来，这句话已经接近真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选择的问题。举例说，人类祖先没有从树上下来之前比下来之后便存在着多一种选择，即，可以选择不从树上下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那些学会直立行走的动物从山重水复中走向了村落文明，直至今日的城市文明时，不可否认，无论是过去“落后的”村庄还是现在“先进的”城市，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逆境。倘使那时的领袖能预见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为子孙后代着想，或许真有可能考虑住在树上。毕竟，在有人类走向“文明”之前，天底下处处是“免费的午餐”。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也抛弃至今。我们既抛弃了处处是免费午餐的“树上不文明时期”，也抛弃了让卢梭充满怀旧之情的互敬互爱、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选择，就是一个不断抛弃的过程。每次选择，都意味着新的条件的诞生，也意味着其他条件的消失。从这方面说，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选择都意味着将所有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危机重重。正因为如此，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拯救当今高速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当务之急。保护文化多样性，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人类选择权的保卫。一旦失去选择，人类将会怎样？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悖论—随着科技、传播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富，个体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然而人类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真实的困境，就像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一样，每个孩子都有千万种选择机会，而到了中、晚年，则会进入了别无选择、不做选择的“霍布森选择”困境之中。时间赋予人类的，似乎永是一个悲观的前途。糟糕的是，基于时空变化，我们的每次选择，都将是惟一的。因此，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法国前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以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扬名。在他看来，人是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要死的动物，人要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和条件做出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不断地“行动”，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在《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将“劳动”、“工作”以及“行动”作为人的三种基本条件，指出行动与积极生活的意义。换言之，人类的光明前景，并不在于人或人类是否永生，而在于人不断地超拔于逆境之上。人类加之于自身的真正善良，就在于即使“天塌下来”也要积极生活。这种朴素的“在逆境中求生”，成为人的全部生活与信仰的源泉。当逆境因此成为一种条件，有理由相信，正是逆境的永恒，造就了人的永恒。 重新定义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过于模糊，国会应该对其加以‘更好地定义’，以明确审讯者在审讯战俘时应遵守的准则，以免犯下重罪。” ——美国首席检察官艾伯托·高兹勒斯近日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如此表示。他建议国会提供一个清单，列出哪些行为在《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人权的条款中是犯法的。很明显，这是布什政府为其虐囚的士兵在寻求法律脱罪的机会。该消息引起了相关组织及法学专家的注意，他们认为布什此举是在公然挑衅国际法，藐视《日内瓦公约》，而美国国会议员也为此争执不休。
熊培云：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作者：熊培云
来源：《周末画报》专栏
来源日期：2006105
本站发布时间：2006105 10：05：27
阅读量：214次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理解这点并不难，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心你”。没有谁能离开政治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贼上了贼船”，透过政治实现人生。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sina。。 2007年07月07日10：32 新京报
作者：熊培云
当报纸沉醉于这种罪恶的描摹，使之成为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
6月24日，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己家的别墅内被谋财害命。除了歹徒的猖狂，当地某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摸拟凶案现场。一幅是歹徒举刀朝女子的脖子上砍去，另一幅则是该女子倒在地板上的情景。血从裂开的脖子与捅破的腹部流到了地板上。如此精雕细刻的一篇新闻，只为衬托文中那一行字———“据知情者说，谭某的腹部和脖子上各被砍一刀。”
一方面，对这种为了取悦读者而制造出来的血腥场景，我充满了厌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血腥与暴力的喂养是中外许多媒体共同追求的一个东西，它们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与心理的支撑。
人类为什么迷醉于暴力？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传播学家L·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为我们转述的他从一位新闻协会高官那里听到的一件趣事：
有10位牧师拜访一位主编，抗议他在头版尽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略更有意义的大事。这位主编的回答是：“这间屋有两扇门。如果我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埃利奥特校长会从左边的门进来，詹姆斯·J·杰弗里斯（美国重量级拳王）会从右边的门进来，你们当中的9个人会看着右边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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