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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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混在一起用，现在我们还是把这四个单词混在一起用，政权、国家、人民分不清楚，是不是说明我们国家建国了60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紧急状态？是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还处于“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动荡年代？政权捆绑了国家、人民，这是比较糟糕的事情。

这是我对国家概念的梳理。

地理上（geographic）的国界

再说地理上的国界，实际上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有人能够做一个按国界来分的地图，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中国国界的变化就像屏幕保护、气象云图一样在变。世界地图也是一样。时间倒流一千年，在座的我们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我是哪个国家？我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个国家——南唐，李煜是我们的后主。如果你是广东人，一千年前就是南汉人；如果在座是北京人，一千年前就属于辽国，萧燕燕（萧太后）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女声，国歌就是李宇春的《皇后与梦想》。

在不同的时候，国界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可能是因为战争，当然也不完全是战争的原因，在和平年代国界也会变。

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就像马来西亚做出一个判决，“新加坡你独立出去吧。”是“被独立”。对此李光耀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他从政生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从1998年到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提将新加坡合并到马来西亚去，因为新加坡很小，像是没有躯体的心脏，而且没有半个北京大。

除了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国界也是会变化。和平年代，国界虽然没有完全打通，但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像欧盟便是通过谈判打通国界。如果按马克思的观点，将来国界还会消失，这个国界政治地理上的国界。

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

还有一个国界，就是《重新发现社会》里的国界——“State”，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就是我们说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国界。这个我在那本书里讲得非常详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没多久，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把社会吞并了。不管是没收资本，还是没收知识，比如反右。原来社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后来被国家吞并了，“State”占领了整个国家，出门去外面都需要介绍信，很多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这种全面剥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成立国家，不是让它来占有社会，是让国家为我们服务的。

国界和个人自由

先回顾一个争论，1933年，董时进在《大公报》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说话比较激烈，怎么抗日，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让他们上前线去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胡适非常生气，为什么？很简单，你要救这个国家，说到底是把大家救下来，但让百姓都去送死，为什么还要救国，干脆亡国好了。胡适很生气：“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去主张作战。”这也是胡适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绝不可以以集体的利益或者长远的目标等名义，让个体白白送死。“长远”这个词非常经不起推敲，如果把我们的目标定在非常“长远”的话，用“长远”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可能什么事也做不了。比如“长远”都是要死，那么我们为了“死”的目标，现在就可以自杀了，就可以把这个目标完成了。胡适是从逻辑上来批评董时进的。

董时进是被淹没了的一个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农学家，说他是中国三农研究第一人也不过分。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精神来源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美国接受学习，思想上有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实际上在中国他也有能够对接的精神资源。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优秀的人，但后来独尊儒术，把原来很多东西都给淹没了，当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东西。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民为贵”，把“民”当成人、人民，“民为贵”的权利当人权，那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君为轻”，主权高于政权或者君权。如果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我们会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宪政国家的基础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传统找资源的话，就不用去找哈维尔的“人权高于主权”，我们自己本土也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人都知道吕不韦。一提起吕不韦，会想起很多风流韵事，我相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一些八卦的东西。八卦恒久远，一卦永流传。说吕不韦和皇帝的妈妈有染。当然吕不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讲资本家入党，从政，给政府修大楼，吕不韦就算是最早的“资本家入党”，不过他投资的不是政府大楼、不是皇宫，他投资的是“子宫”，直接投资皇帝他妈妈，一夜风流直接做了太上皇。这都是道听途说，是不是真的，在座的都不知情。吕不韦作案当晚，大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场笑）

吕不韦在历史上的贡献绝不止这些，他还号召门徒一起编修了《吕氏春秋》，我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找到一些文章，非常有意思。

在此我讲讲《贵生》一篇里的三个故事。

一个是越国的故事。很多人知道越王勾践，“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之后的皇帝中，有三代都被大臣或者太子杀掉，其中一个皇帝叫“错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看到上代皇帝被害死，自己要继承的时候很害怕，不想当皇帝，就跑，躲在一个山洞里，不肯出来，越国的臣民拿烟熏，就差往里面倒三鹿奶粉（现场笑），熏出来以后，大叫“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汽车”等着他，一直把他推到绍兴做国王。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被杀了。

《吕氏春秋》里错枝的名字叫“搜”，王子搜。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搜”呢，跟越国人去搜他有关，可能是最早的人肉搜索，也是最厉害的搜索引擎——“搜王”。（现场笑）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观念，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少的就是消极自由。我不想做国王，你非得让我做，正如“你不想自由，我强迫你自由”。这是非常糟糕的。

《吕氏春秋》里这个故事其实是说，即便全国人都想他做国王，他也有不做国王的权利。我们祖先在人权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拒绝做王的故事。尧的时候，尧把天下给一个叫子州（字支父）的人来管理，子州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国王管理天下？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前列腺炎还没好呢（现场笑），就不去了。尧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来治理天下。《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评价：只有那些不以天下为理由，来损害包括自由在内的任何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担当天下。你要认为你自己也非常重要，做国王也不能能够伤害你，不能够因为别人要求你做国王，你就去做，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说，不拿天下去害人，才能够真正担当天下。

20世纪革命时，中国有的党员特别想救天下，把孩子都卖掉，为什么？筹集党费。你信得过这样打天下的人吗？为了革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他也可能把你的孩子拿去卖掉；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去剥夺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正常的。他的逻辑是，我都能把我孩子贡献出去，把我的生命贡献出去，我收你一点地、一点粮食算什么？《吕氏春秋》中对谁来做王，有什么资格，通过什么方式，都有很好的叙述。既不通过天下来害自己，也不通过天下来害别人。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目的和手段。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讲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我们总是把国家弄得特别华丽，搞奥运会、世博会，放焰火放得非常亮丽，但烧在空中的焰火再漂亮，都不如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灿烂，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心悦诚服的高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来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珠宝盒保护珠宝一样，如果没有珠宝，就不叫珠宝盒，如果国家政府摧折人民，那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关于目的和手段，《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追求目标时，如果手段是破坏性的，或者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去追寻这样的目标。比如拿珠宝当弹弓打很远的一只乌鸦，你也许打着了，但损失了珠宝，别人也会笑话你。

回到胡适，让老百姓白白送死，生命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国民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人权方面其实还有比较高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他的生活是一个喜剧，如果没有能力选择，一直被强加一些角色，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悲剧。

说到悲剧，讲讲李煜。李煜是千古词帝，词的造诣非常了得，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写词比他更好的人。如果他不做皇帝，也不会被宋太宗给毒死。跟刚才讲的错枝一样，生下就是做王的命，最后都被害死掉了。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会是喜剧。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当年他爱上了辛普森夫人，辛普森夫人已经离了两次婚，和爱德华八世是第三次婚姻，当时英国人非常不同意，有人威胁要把爱德华八世给杀死。爱德华八世选择不做国王，夫妻双双把家还。

中国古代的皇帝后宫三千，那后宫三千没有谁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最后等不到皇帝的临幸，生命也就枯萎了。

古罗马不一样，古罗马的皇后很多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们厌倦了国王，可能会养一些小情人。克洛德皇帝的皇后非常淫荡，她不光在皇宫里养了小情人，而且晚上自己拿着一个牌子到罗马妓院去上班，做兼职妓女。我们中国讲“母仪天下”，她要“鸡仪天下”（现场笑），而且她收钱非常少，一次一个铜板，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计算她今天晚上接了多少客。当然古罗马那个时候比较混乱，但人如果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情况至少不是很悲惨。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毛主席

关于个人与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大家讲毛主席比较多，中国实际上有三个毛主席。

两个在古代，一是墨子，一是杨朱，另一个在近代。

为什么我说墨子是毛主席？因为他有毛主义。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以及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把脚上的毛都磨光了，一根不剩。墨子是毛主席A。

杨朱是另一个阶段，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孟子对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让他拔一根毛，他也不愿意拔。他说这根毛是我的，凭什么要拔？即便对公众有利，我也不愿把毛拔下。这是另外一个毛主义，毛主席B。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学杨朱一毛不拔，我们政府加四毛涨五毛，“拔五毛而利天下”，最后我们就有了五毛党了。

中国的文化里很多跟毛有关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我今天特意留了胡子（现场笑），中国人挺在乎毛的，有句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你嘴上没有毛，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当你是XXX说的，说你是IBM，international　big　mouth（国际大嘴巴）。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意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要避免嘴上无毛，见面会说毛主席万岁。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A、毛主席B，接下来说毛主席C，是近代的，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一些，把毛都拔下来。大跃进的时候，拔的都是别人腿上的毛，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到人民公社去，是拔天下之毛。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那时信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脱毛膏，最后大家腿上的毛都没有了。

墨子和杨朱，是两个极端，墨子把自己都奉献出去，当然他最后的极端就是要求别人来奉献。杨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顾自己的，对于天下没有所谓的公共精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当年的两个流派，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给我们提供了公共精神参照，杨朱提供了个人权利。有人说杨朱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话说得不过分。在大家非常强调国家的时候，他强调个人的价值：不能拿天下来换走我身上宝贵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一毛不拔的“毛”只是一种借代，我拔了一根毛给你，你可能还会要其他的，是不是还会要我一条腿、脑袋？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近代有一些批评杨朱的，但梁启超、严复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但也担心会不会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少了公共精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所有的学说都不应被推到极端，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共产党宣言》谈消灭私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并不是要消灭别人的私有财产，而只是消灭不公正。过去我们不光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个人都丢掉了，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国家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让大家变成什么，大家就变成什么。

《过秦论》中“以秦为苦，天下苦秦久矣。”我也有一句话：“中国人苦天下久矣！”我说的“天下”更多的是国家的概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我说“以已任为天下”，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经营好，也是可以经营好一个国家。

“一毛不拔”也可以当成一种精神来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有这么一个叙述：监狱和平常人住宅最大的区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