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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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仇者而言，当过去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的神，所谓复仇也更像是一种谵妄，仿佛只要报仇雪恨了，世界就收复公正了，曾经发生的不幸便没有发生。然而，即使是最愚钝的复仇者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既然复仇并不会让大家的生活美好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记住仇恨，伺机报复，一毁俱毁？


复仇者究竟是在寻仇，还是在寻欢作乐，这才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杀人者不惜一死，旁观者大声叫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复仇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快感，满足久违的征服欲望与宣泄。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快意恩仇”。如岳飞在《满江红》中所写的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饥渴的背后，同样是受着快意的驱使，而非只是为了还我河山。


恨并快乐着。如果说弗洛伊德笔下人的“力比多”本能假设属实，即人有逃避痛苦、寻找快乐的需要，有释放力比多的冲动，那么复仇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公正，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另一种形式的“寻欢作乐”的欲念罢了。


关于这种与寻仇相伴的寻欢作乐的激情，或者“快意恩仇”，我在《天堂五分钟》（Five　Minutes　of　Heaven）里找到很好的诠释。这是一部关于宽恕与救赎的英国电影。所谓“天堂五分钟”，指的是在杀死仇敌时所获得的像是上了天堂一般的五分钟甜蜜与快感。


《天堂五分钟》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复仇的故事，灵感来自北爱尔兰的真人真事。1975　年的北爱尔兰小镇，当时年仅十七岁的艾利斯特·利特尔加入了恐怖组织——因为“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并在勒根谋杀了另外一位十九岁的天主教徒吉姆·格里芬。随后艾利斯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并开始悔过自新。若干年后，艾利斯特走出监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帮助那些被暴力伤害的家庭走出暴力的阴影，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身份有时候让他觉得滑稽，恶是他做的，而且未被饶恕，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将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艾利斯特需要一个契机，以完成自己的救赎。


格里芬一家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谋杀使吉姆的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并彻底毁坏了这个家。母亲抓住一个细节不放——吉姆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的弟弟乔就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目睹这一切发生，却无所作为。母亲近乎病态地将吉姆的死归咎于小儿子，责怪乔没有想办法救哥哥，通知他快跑。就这样，谋杀不仅使乔失去了哥哥，也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他想要的人生。往日的平静生活不复存在，仇恨一日日发酵。余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乔把杀死艾利斯特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33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家电视台的“真相与和解”栏目组邀请乔录制节目，与他面对面的正是当年杀死他哥哥，并且使他失去母爱的枪手艾利斯特。不同的是，艾利斯特是专程为和解而来，对着摄像机，他为自己年轻时的愚蠢与轻狂悔恨不已，杀人是为了“自豪地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而且那时候他愿意去射杀恐怖团体以外的任何人。今日回望，艾利斯特认为社会最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


和艾利斯特不同的是，乔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却是伺机复仇，享受将刀子扎进艾利斯特胸膛的“天堂五分钟”。虽然此时的乔早已经成家立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他满腔的仇恨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直接将艾利斯特杀了。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艾利斯特请求宽恕，带着负罪的心情，他害怕给乔多带来任何一点新的伤害，时时嘱咐节目组成员注意保护乔。而乔要复仇，一路上基本都在自言自语，为了排遣无法宣泄的仇恨，也为了得到司机对其复仇愿望的认同。


不过事态进展并不如他想象上的顺利，录制也没有完成。当乔走下楼梯，准备完成他奋命的一击时，被栏目组的人拦住了，不是为了阻止他谋杀，而是希望他回到楼上去，再走下来一次，因为刚才摄像师在后退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这个小挫折让乔觉得非常无趣，精心酝酿的复仇计划被滑稽的场面一点点瓦解。可生活却不是拍电视片，谁也不能将过去的不幸抹掉，重新彩排一次。而且，这个细节也让乔意识到自己的谋杀将被拍摄下来，更加重了他的不安。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暂时放弃这次谋杀了。当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的时候，负责剧务的女孩和他说起艾利斯特过得并不好，一个人冷冷清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里，终日被过去的罪行困扰。小女孩还特别强调艾利斯特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个判断让乔难以置信，使他更加恼怒，显然他没有一点准备接受。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最初他想象的一个主张复仇的道德共同体并不存在。所以，当他从剧务那知道艾利斯特的住址后，匆匆地逃离了拍摄现场。此时，也许他在想“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没等乔去贝尔法斯特找艾利斯特，接下来，导演将艾利斯特带回三十三年前的凶案现场，这是乔在勒根的老宅子。看得出，这些房子如今已经废弃。艾利斯特叫人捎话给乔，告诉他如果需要可以到这来等他。当然，也包括复仇。


乔又一次带上短刀，当妻子哭求他不要再去冒险时，乔把妻子打翻在地，“我要我的天堂五分钟！”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房子里，乔要刺杀艾利斯特，血债血偿。可惜他并没有打过艾利斯特，直到两人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虽然艾利斯特希望得到乔的谅解，但他并没有跪下来乞求乔的宽恕，也没有任由他殴打，他不忘保护自己。虽有负罪之心，但在请求宽恕方面，艾利斯特也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阿利斯特倚在墙角，向乔回忆当年射杀吉姆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吧，乔，当你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不要是我，而应该是你的女儿。别和她们说我的事，告诉她们你已经杀了我。我会走掉的，永远。我不重要，我什么都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的生命为她们而存在。”


乔满脸伤痕，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离开了。也许，这场打斗让乔得到了足够的发泄。若干天后，乔治好了摔伤，坐在家里陪妻女看电影，当女儿突然转头对他微笑时，他在本片中第一次露出笑容。是的，很不自然，但是属于乔的新生活从那一刻开始了。随后乔参加各种有关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告诉大家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


一个平常的日子，艾利斯特从超市出来，接到一个电话，是乔打来的。电话那头说，“咱们了结了。”乔的电话让艾利斯特如释重负。街上人来人往，他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他杀了一人，也救了两人。一个是乔，一个是他自己。影片在最后走向了宽恕与和解，艾利斯特通过救人完成了自救。


《天堂五分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曾在课堂上迫不及待地与学生分享，并就如何修改影片的结尾展开讨论。我提出问题，打来电话的如果是哥哥吉姆，而不是弟弟乔，给这部电影加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效果会不会更好？理由是，33年来，主宰乔的生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那个已经死去的哥哥的幽魂。或者说，在乔的体内，只是他哥哥的死去的生命。而这生命，没有温度，只有寻找“天堂五分钟”的激情。


有个学生受了启发，为影片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在艾利斯特蹲下身子，开始仰望天空的时候，镜头切换到生活的另一角，刚打完电话的乔也站在那里仰望，他对着天空说，“吉姆，我和你也了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那天的课上得很精彩，我和学生们就这部影片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激发他们的思维，下课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也是因为拥有这块高地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一丝关于仇恨的教育。在这里，有的只是思维的乐趣，那才是我要的“天堂五分钟”。
　　熊培云《南风窗》
思想国电影评论之四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