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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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孙恒俊在采访过程中还特意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盖有县公安局纪委大红印章的所谓调查报告，上面也称李红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储存易爆物品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记者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有“……教导员孙恒俊当即带员赶到现场”的字样。当记者指着上面的黑字询问他时，他揉着眼睛看了看，极为难堪地讪笑着说：很可能是别人写错了……但他真的是没有去现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经我们调查，李红在零售烟花爆竹期间，不但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证，而且更有《江苏省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编号为公爆销字第X015号），发证机关就是灌云公安局，发证日期是2001年9月20日，有效期是2002年9月30日；同时经营此特殊业务的秦礼权还曾于2000年9月在江苏省公安厅消防局接受了全省统一的从事烟花爆竹类产品的检验工作培训，经考核后于2000年9月22日拿到了省厅颁发的合格证件。但孙却支支吾吾地称，这些证件都不是合法的。
第十二章 我与灌云治安教导员的较量下岗女工的血泪控诉（3）
面对记者的采访，坐立不安的孙多次信誓旦旦地拍胸脯保证：我完全可以党性和身上的警服担保，我所说的一切全是真话，希望你们记者一定要明查，不要听信对方的胡说八道。他还满脸委屈地喊冤：没想到，我们警察在正常执法时会受到诬陷，特别是市检察院的那几个检察官，他们偏听偏信，对我和郝明军××传唤过，使我们失去人身自由几个小时，给我们的良好声誉带了很坏的影响。孙一再强烈要求记者对市检察院有关人员的“恶行”进行曝光。
7月15日下午，连云港市检察院渎职侵权处的翟处长和负责此案的胡主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翟处长说，他们对有关涉案人员都进行了传唤，其中的主要人员孙和郝明军分别传唤了12个小时。据我们调查，孙到过现场，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翟处长指出，治安大队对当事人李红做出劳教是错误的，有关材料后来均被公安局法制科退回。当记者问及治安大队有关办案人员为了使李红达到劳教的目的而作的一系列假证，以及他们为了使之受到刑法处罚做的一系列假证是否涉嫌伪证罪和诬告陷害罪时，翟处长答复道，经我们的调查，公安违法是肯定的，但还没有构成犯罪。之所以出现当事人四处投诉，主要是因为警方没有严格执法而造成的。当记者问及，此案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是否因为在办案的过程中受到压力和干扰。翟处长迟疑了半天才说：压力没有，但干扰是有的。他还说，由于孙恒俊等人至今不肯提交当时的有关录相，底片又曝光了，所以对于实际情况不好下结论；对于郝明军当时是否打骂李红，并逼迫她签字，由于当时无其他证人，郝明军又死不承认，所以即使当事人后来有自杀行为，也不能肯定是由郝明军的行为造成的。由于拿不到警方犯罪的证据，所以他们最近只能就民警非法搜查一事先向灌云县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孙恒俊等涉案人员进行党纪和政纪处分。
我们同时还从直接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胡爱民了解到以下情况：就在他们对孙恒俊和郝明军明军等人进行调查期间，孙多次打来电话求情，还四处托人向他求情，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孙几次要求请他和全家人吃饭，表示要上他家坐坐。胡检察官对此极为反感，大声告诉他：“有什么事，请你在我上班时间时到检察院找我，直接到我的办公室说吧。”
更令匪夷所思的是，其中的郝明军明军还不顾他的多次拒绝，竟然在一个夜晚，突然冲到他的家中，并掏出几千元现金，直往他的怀里塞，气得胡检察官连推带拉，好不容易才将这位公然贿赂的民警驱逐到门外。
有关孙的案子虽然是市检察院调查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此案迟迟没有结果。由于此案在检察院内部意见不一，争议较大，6月中旬，连云港市检察院渎职处将有关材料和所掌握的情况，送呈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审核。
2003年7月16日下午，我们一行冒着酷暑来到了江苏省高级检察院。该院获知我们的采访意图后，十分重视，特意让渎职纪检处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位待人非常热情的于处长称：对于此宗地方民警违法违纪的案情，他们早就知道，当时连云港检察院确实将有关案情反映上来，但按照有关法定程序，由于此案并非涉及厅局级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只能由市级检察院立案调查。他们只是对此案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当时还要求连云港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排除干扰，彻底将有关情况调查清楚；如果有触犯刑法的，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对他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绝不姑息。
其实，早在2002年8月20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苏北小县城就因为县公安局有关人员制造了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取证”事件而闻名全国：一位从黑龙江农村刚来到灌云苏云宾馆当服务员4天的少女纪海云，大白天正在宾馆大堂内与几名女服务员聊天时，突然被县公安局防暴大队一伙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带走，并被毫无证据地诬陷为“卖淫女”。因纪“拒不承认”，随后，在有关领导的指使下，她被其中的杨某和侍某等几名警员毒刑拷打长达3个多小时，直到昏死过去……医院为此发出病危通知书。
据纪海云说，其中一个警察在施刑过程中曾向在场的主管治安的副局长廖某请示过，得到的答复是“照老办法办，我看她不会是江姐吧？”
经法医鉴定，纪某被打成轻伤。但据知情者透露，如果不是在本地做鉴定，纪的伤情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第十二章 我与灌云治安教导员的较量下岗女工的血泪控诉（4）
苏云宾馆的老板焦克卓和妻子苏某气愤地告诉我们：公安局说纪某卖淫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她们4个女孩来灌云才4天时间呀！退一万步说，就是有问题也不能用刑啊！老焦夫妇气呼呼地说：公安局之所以在大白天不惜出动防暴大队来我们这儿抓“卖淫嫖娼”，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某某局领导恼怒于他们不识相，没有定时“进贡”而已……
“暴力取证”之事发生后，由于地方部门处理不力，老焦只好向省市有关主管部门投诉，并向全国的数十家新闻媒体求助。
闻讯后，主管治安的副局长廖某把焦找到办公室恶声威胁道：“你不想在灌云呆下去了？你还敢带她们去市里告状？快把照片和底片交给我，否则我马上把你们送入牢房……”
2002年9月30日，灌云县人民政府分别给予暴力取证民警侍某、杨某开除公职处分；12月30日，侍某被灌云县法院一审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杨某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但面对判决，两人均不服，上诉被驳回。
当地群众更是纷纷质疑：“对这样一宗社会影响如此恶劣的事，为什么只处理了那两个小警察？在场的领导为什么不受法律的惩罚？如果没有那些领导的带头和指使，两个小警察敢对一个无辜的小姑娘下如此毒手吗？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羊！”
据了解，这家苏云宾馆在他们这儿很有名气的，生意一直很好。发生“暴力取证”事后，再也无法经营了。2003年1月1日，警方交给焦一份总造价为81600元的工程合同，但对宾馆的损失赔偿却只字不提。至今，老焦夫妇依然在为他们的赔偿走在漫漫上访之路上。
2002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办的《检察风云》杂志、《新民周刊》、《新民晚报》及人民日报主办的《时代潮》杂志均先后对此恶性事件进行了披露，一时灌云警方的“暴行”震惊全国。此时的县公安局局长马文华这才慌了手脚，多次指派手下的孙恒俊找到焦某协商说：“……局里决定对你家赔偿，对外公开赔偿纪某5万元，不公开赔偿7万元，共计12万元，这事只有你夫妻俩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并答应由警方批给10万元的工程给他做。
不久，灌云有关部门给予主管治安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廖某和治安大队教导员孙恒俊等人行政记大过处分。
2003年4月，在连云港市和灌云县多名人大代表的多次过问下，灌云县公安局局长马文华被就地免职。
后来，就是这个马局长，在孙恒俊来京“疏通”关系时，却通过其手机连连向我大呼冤枉：“那件事完全是廖亚东一手操作的。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并请求北京的记者找关系救救他，帮助他官复原职……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因为害怕我们曝光，孙恒俊四处打听我们的情况。回京后，我整理了采访笔记，又认真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写了一篇长达5千余字的新闻稿子。第二天，当我正准备发稿时，我的手机响了，孙恒俊在电话那头用委婉的语气向我求情：“石记者，我正要找你向你汇报呢……这个，这个稿子能不能先不发呀？……只要不发稿子，我一定会来北京重重感谢你们几位记者。其他的事都好说……”我马上回答说：“我很忙，没有时间。”
没想到，几分钟后，孙又拨打我的手机，他在那头再三恳求我千万不要发这篇稿子，并诉苦道：“我真的是很冤枉的，我可以拿出好多证据，石记者，你一定要相信我。请你在这关键时刻一定帮我一把，不要发这篇稿子，我马上来北京……”后来，孙又一连几次来电话，我没理睬他。
第十二章 我与灌云治安教导员的较量下岗女工的血泪控诉（5）
第二天下午5时许，孙突然又来电话，他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他已到北京，是特别来向我汇报工作的，希望我一定抽时间见他。
我当即与当事人秦雪和秦礼权通了电话，把孙恒俊已经到京并要求见我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秦雪一听，当即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以前老焦家的事发生后，他们也跑到上海和北京去找记者说情，企图行贿人家，这是公安局的常用手段。石记者，我给你出一个注意，最好见他一面，看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如果他真的是想收买你，那我们不是又有了新的证据么？你可以大胆地收下他的钱，然后我们一起送到检察院去……”秦雪和他的家里人在电话那头再三对我说：“石记者，我们非常相信你，通过这几天的短短交往，我们耳闻目睹了你们这些记者的采访作风，我们相信你！”
身着警服的孙恒俊乘坐着出租车来到了通州区。他当着我的面付了200元的打车费，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提包笑容可掬地向我打着招呼。此时正是午餐时间，于是我带他进了附近的一家价钱较为便宜的酒店。尽管我再三声明不喝酒，但孙还是很热情地硬是要了一瓶高度“贵州醇”白酒。并不顾我的劝阻特意多点了几个菜。他热情地为我敬酒又敬烟，见我真的是烟酒不沾，只好独自享受。
他直截了当说明了来意：请求我不要发表那篇新闻稿。我干脆告诉他，稿子已写好，不可能不发的。有何事请当面说清楚。
孙端起白酒，向我诉苦道，他真的是被李红一家冤枉的，是受到诬陷的，希望新闻记者能为他这样的优秀警察伸张正义，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他还说，只要我答应不发稿，他可以重谢我，什么条件请我尽管开价。
见我不表态，他只好一边诉苦，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那一瓶白酒很快被他喝光。其间，他的手机响个不停，他不时地跑到外面接电话。
饭后，我借口办事，跑到附近一位朋友的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儿。谁知，在此期间，孙又不停地打我的手机说，他有要紧的事与我商量。我只好到他所住的酒店门口与他再次见面。由于中午孙抢先付了账，晚饭我正好回请他一次。我不能白吃人家的。
为了有个见证人，我特意带上某单位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小张。晚上，孙执意要到附近的一家川菜酒楼，抢先点了好几个价格昂贵的菜，并要了一瓶好酒。我暗暗叫苦，因为午餐我想结账时，早被他抢着付账了，晚上我本来想回请他一次，也算两清。谁料这个能吃又能喝的教导员，又点了五六个菜，还有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看来这顿晚饭我得大出血了。大概是因为有陌生人在一边，他再也不像午餐那样谈稿子的事了，而是一个劲儿地请我和小张喝酒吃菜，他自己则不时地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一气神侃。他一会儿说自己工作是多么努力，平时是多么优秀能干；一会儿又说，如果不是受那次“暴力取证事件”的影响，他此时肯定是县公安局的纪委书记了，还说他是被领导利用了，做了人家的替罪羊。同时，还多次替因为此事刚被免职不久的原局长马文华连连叫冤，说他是一位多么廉洁奉公的好领导，平时与自己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他还在职，自己目前肯定得到重任了。
说到这儿，孙几次要求我最好能帮忙从北京高层找关系，好让马能官复原职。为了表示诚心，孙又当着我们的面给那个马局长打电话，先是他用家乡话叽哩呱拉地说了20多分钟，然后又将手机递给我，让我安慰一下他的老领导，还说只要我能帮忙从中央找到关系让他复位，他们可以出100万元。对这个马局长的大名，我早从有关报道中获知，更从灌云多名喊冤的群众中知道了他的为官之道。此时我正好能从他的口中探听到更多的新闻内幕。
马的声音显得很苍老，他也一再在电话里头连连喊冤，说那事（暴力取证之事）根本与他无关，但没想到把他搞下来了！他气呼呼地说：这都是那个副局长廖××和政委宋××等人搞的鬼……他也像孙一样迫不及待地希望我能帮助他官复原职。为了获取有力的证据，我也悄悄地对这次孙所说的话及马的电话都进行了录音。
饭后，当孙得知我还要接一位来自北戴河的朋友后，当即表示要为我的这位朋友买单。他在通州宾馆开了房间。
当我的朋友来到通县时，已是夜晚11时许了，孙赶紧又用他的警官证开了房间。来人叫沈淑萍，是北戴河医院的一位医务人员，也是另一宗案件中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