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三千笑-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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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经历，40岁真的还是风华正茂年纪，在那个年代，当官最重要的条件是候选人的名声响，在遥远的古代，传媒业非常不发达，口头传播是当时社会的主要传播形式，虽然据戈公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邸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物证据，但从唐人记录来看，邸报其实只是政府传单而已。所以一个人成名，非常不容易，基本上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写文章让人传抄，二是行为放达，出位，就跟现在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一样。但是成名之后还能当上官，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个向皇帝推荐你。尽管当时选拔人才，从汉代起就规定地方官有荐举人才的义务，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民主的社会，一定会存在惰政，更何况当时社会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就是你推举的人才将来出了事，推荐人也要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个不相干的人上位，因此，这个看起来很周全的制度，实际上就催使了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只要你在这个小圈子内有名气，那么就一定有人推荐你当官。所以出身决定前途，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近许多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要追究当初提拔贪官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对于举荐人，如果没有利益输送的话，大家实在气不过，最多给他道德谴责就好了。
　　闲话少讲，再讲一句，古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在东晋社会，能不能当大官，最重要的还取决于你的人脉广不广，有没有更多的人撑你的门面，当然这对于谢安来说不成问题，对于本文却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先讲谢安的出身。
　　二、出身决定前途
　　谢安是陈郡谢家的第三代。这是他晋身高官的重要基础。
　　陈郡是谢家的郡望，在东晋社会，郡望很重要，它意味着你是否“根红苗正”，是不是可造之材。郡望就是我们现在写档案时要填的“籍贯”这个项目，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籍贯”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高考分数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这搁古代，上大学就是当官，所以“籍贯”好的人，当官就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点，对于大地方人，“籍贯”也是可以炫耀的身份，你在路上见一个人，问，你哪呀，他要是北京的，准会拉高八度讲：“呵呵，小地方，北京”，让我们这种真正小地方的人无地自容。这种“籍贯”的先发优势，在东晋社会尤其明显。
　　东晋是司马氏政权从首都洛阳渡黄河迁都建康（今天的南京）后建立的，我们现在叫人家东晋，那是后来写历史的人为了方便区隔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叫的，实际上人家司马氏政权可是从头到尾都只叫“晋”，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虽然定都在江东地区（现在我们叫作江南），但司马氏朝廷始终认为自已是那个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说人家只配干粗活。
　　东晋是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于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晋武帝一次和华谭开会时就讲，“吴人屡作妖寇”而且“难安易动”，是一群恐怖分子，西晋政权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有重用江东人才。武帝到晋朝衣冠南渡不过几十年，而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但是相对于江东人民来说，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双方对立更加严重。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终于导致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灵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可算是惨重经历。
　　所以东晋皇室就像无根的浮萍，他需要众多一同来自中原的大家族扶持，这就是所谓的士族。
　　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对于司马氏政权来说，属于信得过的郡望，但是谢家的崛起，是东晋朝中后期的事。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按史家惯例，谢家前人，一定只是寒门而已，所以谢家不算是名门大户。在晋朝的文武百官中，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延伸到东晋，就是西瓜傍大边，最牛的家族，比如王氏家族，就权倾朝野。更糟糕的是，谢安的祖父谢衡是大学校长，当时大学，继承汉朝的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来有自，源远流长。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在他中年时候，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
　　为了说明这次改行的重要性，我要再加插两句儒玄异同。
　　儒家实际上是穷人学问，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入世，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大家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等学玄学穷了，再来学儒，谢家就是这么个例子，这是后话了。当然，这无关两个学问的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拘，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这一时期，谢家两兄弟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名士，提高家族地位，老二谢庾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谢庾是谢家老爸，他最后当到吏部尚书，为后来谢家子弟的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的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已家族带进士族前列。在这一时期，谢家还逃过的一次灭顶之灾，起因是当时谢鲲供职的长官王敦造反，这是大罪，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有劝王敦不要造反，并且经常与王敦抬杠，皇帝查证是事实，所以谢家就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朝廷更加信任。不要与上司抬杠，这是儒家的潜规则，所谓“天地君亲师”，长官属于师辈，都要尊敬不如从命的，倒是老庄玄学提倡独立人格。这回是玄学救了谢家，谢家出世的做法，加速了整个家庭入世的进程，所以出世入世相对而言，学问不问好坏，关键是活学活用而已。
　　三、路径决定成败
　　公元360年8月，谢安终于决定出山，而且在政敌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这个出仕时间点和方式都是处心积虑选定的。
　　先说时间的选择，实际上，在谢万当豫州刺史的时候，谢安就在军中辅佐他的这个华而不实的弟弟，关于谢万这个人，我们稍后再说。当谢万兵败的时候，虽然史书没有明写，但推断过去，谢安还在军中，虽然他无官无职，但也难辞其咎，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谢安不能马上说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对于桓温来说，豫州是谢家旧地，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而且也城要给准备出头的谢安一个下马威，所以也不能用谢安。
　　这样从359年冬天到次年夏天，谢安就呆在家里，当然他也没闲着，他等待一个闪亮登场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他的出场为期不远。
　　第一，在高官圈子里，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里占主导地位的王氏家族有人出头，替谢家说话，要知道，东晋政权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政权是王家一手扶持起来的，王家人出来说话，分量当然不轻。替谢家说话的，主要是太原王家，王家与谢家渊源很深，太原王家六世的顶尖人物王述是谢万的岳父，王述官至尚书令，也是就是中央各部部长的领班，相关于常务副总理，说话当然有分量。而谢安和与王述的儿子，皇帝的幕僚长、中书令王坦之又是儿女亲家。由于这种复杂的血源关系，两家结成了利益供同体。
　　虽然“共天下”的王家是临沂王家，但临沂王家一向重视同姓，视太原王家为一家。此外，谢安本人与临沂王家的王羲之也是长期交往，大家知道传世国宝《兰亭集序》是记录王羲之的朋友在他家游玩的事情，这里的朋友之中，就有谢安。有这样重重叠叠的关系，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这对于桓温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简直到了病危的境地，这种情况，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当然，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本来，当时占主流学术地位的是老庄哲学，这个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象很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年世纪30－40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在魏晋之间，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为了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人们或者他们自已才给他们取这些名字的。所以，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涛书》，因为与自已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反而拯救谢安，甚至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是，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这支军队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这样，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里，特别是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好象天下没有谢安，就不能转了。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类似王羲之这样的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反正这些人经常和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象递了内参一样，自然有人传给中枢，当然包括皇帝，也会包括桓温。在我们古代中国，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官，但是人们都不想跟“贪恋权术”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每个有抱负的人，都希望自已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所以舆论基础不可少。谢安做这些事，既是向社会吹风，又可以为高调出场作准备。
　　果然，来年8月，桓温就请谢安来当司马了。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一是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二是谢万病危，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40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一定要守制，否则强留下来，前途也不会光明。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呢？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前途来说，这很重要。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一个人如果只是当低层官员，可能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可能还有点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如果要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因为你决策就好了，执行是别人的事，基本上你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