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我和知青同铺炕(原创)-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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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后来又创了一个奇迹，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当时已在管理局的报社当一名编辑了，一天我收到我原农场的报道员一篇稿，上面写道，该场有一位北京知青，叫何云，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团里出于照顾的角度，让他在农场飞机场打更，那个冬天是多雪的冬天，有一天，何云突发奇想，想验证一下人与大自然抗衡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究竟是人能战胜天还是天能战胜人？于是他在连续下雪的天气里，在飞机场值班室里，将炉火灭掉，躺在炕上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团里机关食堂发现何云有几天没来吃饭了，便询问主管飞机场的农业科，科里派人去找，终于在大雪天里发现了躺在炕上基本冻僵的何云。
这件事的结局是，何云的双腿从关节上被截肢，改坐轮椅了。
后来有一次我回农场，恰在机关门前碰上了双手转动轮椅在行走的他，他显然还认识我，当我和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他便从屁股底下摸出了纸笔，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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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述几位哲学家的经历，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后遗症最好不要去学哲学，因为学哲学的人最后都要发神经，下场都不太好，而且还可能弄断腿的。
但是与我同室同铺炕的这位“烟斗哲学家”，处境和结局都要比上面二位好许多，只是在当时，他也是大起大落的，凡是熟知他的人，无不摇头叹息，“这家伙，太狂！”
“烟斗哲学家”是团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是当时在“兵团战士报”上能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著名特约撰稿人，也是当时敢给司、政、后那些戴红领章的首长上理论辅导课，大侃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让那些军人一愣愣的主要教官之一。
但是，在他的身上也印证了那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你“烟斗哲学家”会叫几个外国人的名字，能讲个什么三大规律、五大定律，但也不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呀，有一次，几口北大荒老酒灌进肚，便不知道北了，竟敢对几个极崇拜他的连队业余理论骨干口吐狂言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那么，老人家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呢？
这句惊涛骇语，吓得当时那几个哲学爱好弟子的脸都绿了，当然，这件严重的政治事件很快被反映到了团政治处主任那去了，但团政治处主任，尽管也是个现役军人，但却与“烟斗哲学家”私交相当的好，有两个原因 ，一是烟斗哲学家的材料在全团号称为一把，凡是向上报什么经验性的材料、可行性调查报告，基本上是烟斗哲学家给包了，而且只要是他一出手，准能在全师拿第一，就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一名叫得响的笔杆子，政治处主任只要有了他，就顺心，就滋润，就眉头舒展。师里几次要调李公子，都被他暗地里花言巧语的给挡住了，全机关人都知道，这“烟斗哲学家”就是政治处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二是政治处主任和李公子的老祖宗那代都是山东梁山人，这梁山人讲义气、认老乡是血脉相传的，两个人时常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在宿舍里喝着北大荒酒，经常是兴致大发的来个所谓的理论探讨，而更多的时候是话题聊着聊着就到了家乡水泊梁山里，这时那一百单八将在俩人眼里全活了过来，当时政治气候上正是大讨论水浒的年代，而他俩在对水浒里的人物评价上，看法是基本吻合的，当时团机关稍为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辅导讲课或是在闲侃，这两人有一点非常一致，那就是不承认宋江是投降派，一说到这里，他们不是巧妙的绕过去，就是闭口无言，因为在他们思维中，宋江这样的一个大义的人怎么会是投降派呢？
正是这种原因吧，反正，这小报告被政治处主任给压下了，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事捅到团长那去了，团长是掐半个眼珠子看不上这“烟斗哲学家”，原因也只有一个，见到舞文弄墨的心里就腻歪，而“烟斗哲学家”的做派更是让他看不上，尤其是给团党委成员理论学习辅导时，简直狂的，就像是个幼儿园里对待孩子的阿姨，于是团长专门找了政治部主任，让他好好查查，但政治处主任却说：我查过了，这个大烟斗说，毛主席说了，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而我们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则坚决不能一分为二。
“真是那样说的吗”？团长正了正军帽，摸了摸领章：“咱们可是军人”。
政治处主任白了白眼睛没有吱声，这事算是暂时压下了，但没有多久，政治处主任和烟斗哲学家又在一起探讨“水浒”里面的宋江到底是不是投降派时，两人这一次忽然来了一个灵感，因为想躲过宋江是个投降派这个问题，实在是给两人出了好大的一个难题，要想每次都绕过去真不容易，于是想出个好的见解，而且是有理有据，宋江应该是个投降派，因为这个老儿给一百单八将带来了耻辱，但这老儿，根本不是梁山人，而是郓城人，而郓城离梁山还有一百多里地呢，这个发现，两人惊喜不已，为什么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却给忽视了呢，以后可以轻装上阵了，猛批宋江这个老儿，为此，两人拿出北大荒来，举杯相庆，而当酒吃到口滑时，腮红耳热的政治处主任把不住口，就把那天团长找他要查“烟斗哲学家”的事透了出来，“烟斗哲学家”一听，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计报复，因此捅出下一个“祸”来。
那是麦子飘香，即要开镰的一个傍晚，团长突然失踪，发现团长失踪的起因是师司令部来的一个电话，让团长参加一个紧急的电话会议，话务班一号话务员便把电话打到团长的办公室及家里，但是团长都不在，打到其它几个团首长那里也不知道，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将此事向政委报告，政委一听，马上命令警通排的人去找一下，警通排的排长便带领几个小伙子出去，在场部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散开，遇到散步的机关人就打听，别说，还真的打听到了，有人看见团长一人向西面走了，西面七里远是二营的十四连，于是警通排长打电话到十四连，但十四连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均说团长根本没有过来，于是警通排排长向政委报告，政委一听，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便亲自出马，他来到路口向西望去，只见公路两侧是一望无垠的麦地，于是政委沉思一下便迅速下达了命令，火速集合团部各单位的武装排，二营也调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从东西两边向中间拉大网进行搜索，严防阶级敌人将团长绑架到麦地里，破坏麦收工作。
于是，很快上千人的队伍集合起来了，每隔十米左右一人，在那块大片麦地里开始了拉大网，这事的最后结局是，在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在麦海的深处，发现了团长正坐在那里和十四队一个上海女知青在“谈心”。。。。。。。
想象一下吧，此事在那个夜晚会有多大的刺激，有多少人被刺激的睡不着觉，可是更大的刺激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当机关的人们来上班时，发现在机关大门前的宣传牌上竟然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浓重的墨汁书写的行草标题格外的醒目：
试问柴团长的“精子”哪里去了？
文中的语句激烈不说，幽默讽刺尤其风采，整个司、政、后各股室在家的干部工作人员，密密麻麻挤成了一片，踮脚昂首争先观看，每人的面部表情非常复杂，有的紧锁眉头，有的则嘴角抿笑，有的眼睛发直，有的张着嘴，一付惊讶的样子，
大字报的结尾落落大方的署名“烟斗哲学家”。
据说，团长也看到了这张大字报，然后阴阴地来到政委办公室，低低的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政委说：
“你个狗娘养的，我栽在你的手里了……”
政委依然一副慈祥的面容，“老柴你说的什么话”？随即打电话给党办主任，命令立即派人把大字报揭下来，同时通知党委一班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事宜。
据说在那次的党委会上，如何对李公子进行处理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
多年后，也就是1982年，我参与了农场史志的编写工作，我在查找史料时，在一卷会议纪录中偶然看到了那次会议的笔录，上面有这样一段记录：
政治处主任发言：按理说，大鸣大放大辩论是老人家肯定支持的，从这点上看，抓不住李干事的瓣子，
李付团长：不管怎么说，这种方式还是不好，那么多的干部都看到了，对团长的威信造成极大的影响。
成参谋长：这事要慎重处理，我看还是首长定吧。
政委：尽管宣传股的李干事做的事不违背老人家的精神，但是他这种做法却是捕风捉影，而且说话太损太毒，太下流，造成的影响是极大极坏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以严肃的处理……。
就这样，李公子便被贬到偏远的五十八连进行改造了。
三
一九七五年的夏季里，在离团部偏远的一个连队里的一个偏辟角落畜牧点里一间静静的宿舍里，住着一大一小俩青年，其中大青年住在炕头，而小青年住在炕稍。俩人中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二人似乎恪守什么规则，连话也不说，只是默默的做自己的事。
这一大一小就是我和“烟斗哲学家”。
最初的几天里，我俩谁也不和谁说话，不说话的理由是不认识不熟悉，吃饭时，我俩倒是步调一致，谁也不在小食堂吃饭，打回宿舍吃，而烟斗哲学家白天也不用上班，他来到连里改造时，连长交待给哥萨克是这样说的，
什么也不要管他，他想干吗就干吗。
所以，这个烟斗哲学家就成了一大散仙。
而我，刚来到畜牧时，和别的人也不认识，再说自己那点破事实在是看人心虚，所以除了白天去酒房烧酒 ，便窝在宿舍里，门也不出了。
每当夜晚到来，我才知道，炕头这个黑大鼻子（我暗中这样叫他的），竟然还是个夜猫子，他一夜夜的不睡，坐在那里，肩上搭块毛巾，手上捧着那厚厚的书，一看就是几小时连姿式都不变，那时的电是到晚八点就没有了的，于是，他便把头凑在那罐头瓶子装上柴油做成的油灯前，（那时每个宿舍里都有这样的油灯）一看就是一宿，躺在炕稍里的我，基本上是半夜不睡，闭上眼睛不是那白白的屁股就是连长大叔那紧绷着的脸，实在是想的脑袋瓜都疼了，便调转头睁开眼看看那边的烟斗哲学家，看得很久他竟纹丝不动，便偏过头看他落在墙上的影子，这时他的脑袋真的挺好玩，长长的鼻子竟然象我下面那东西挺起来的样子， 一想到这里，我便蒙上被子捂着嘴偷偷的乐一会儿。
我和烟斗哲学家打破僵局是在一个雨天的晚上，那天从下午就开始下雨，晚饭前，连长身披雨衣来到了我们宿舍，他是来看烟斗哲学家的，连长大叔和这个六三届的老知青很熟，关系处得也不错，而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则是，连长大叔认为这个哲学家给他们出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团里正处在两派斗争的紧张阶段，一派就是以团长为首的现役军人派，也称为黄棉袄派，而另一派就是那些老转业官兵，原农场干部，也被称之为黑棉袄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当时掌权的现役军人认为过去的国营农场里执行的是一条见物不见人，突出生产，突出技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提出要把农场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管理体制，经营方式，规章制度等彻底砸烂，要走一条政治建军的路线，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当时的团里大力发展战备，家家挖地道，修建地下指挥所，修筑反坦克工事，原主要修造农机具的修造厂也上马生产半自动步枪与手枪，而原农场的干部，对现役军人所搞的生产上不讲技术，瞎指挥之风盛行，光知道搞战备乱花钱的做法呲之以鼻，特别是对当时现役军人搞的所谓小镰刀万岁活动更是反感，那是当麦收开始时，全团便统一下令，不能用机械力量来收割，而是要人手一把镰刀来收割，结果是各连出现了每人怀里搂着一把苏联大苫刀，排着队在麦地里抡苫刀的情景，结果最后收到雨季来临，大部分麦子被捂在地里，造成巨大的损失，不过这些反映的只是表面上的一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论是过去老农场的干部还是现役军人，都是一个兵出身，当兵的喜欢讲资格，所以他们内心里都一个不服一个，老兵想，过去我们在战场上打仗，你在哪儿呢，而今跑到我们面前来指手划脚，对不起，你没资格，而现役军人想，别动不动讲过去，你老兵怎么样，应该是继续立新功才是，正是在这种矛盾下，现役军人开始排斥原干部，其中搞了一个扫土围子运动，将原农场老场长及很多的科长队长全都列入土围子范围之内，分别给于流放到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我们连就有一个原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被流放来，去草场给放马那个北京知青做饭去了，而这回烟斗哲学家公开拿团长开涮，确实给这些老兵出了一口气，所以当烟斗哲学家被放逐到本连时，连长实则拿他当贵宾看了。他特意把烟斗哲学家安排到畜牧排来，并暗中给哥萨克扔句话，那就是
他爱咋地就咋地，不用管
哥萨克领会连长的精神意图，贯彻的十分坚决，干脆到什么工作也不给烟斗哲学家安排，只是给他出了个题目，用哲学的观点来研究一下畜牧业发展的策略方法。
烟斗哲学家明白了哥萨克的意思，于是每天没有事就在畜牧区里转悠，再就是在屋里看书，也不和别人接触。
那晚上连长来看望烟斗哲学家，是来请他喝酒的，我正好也在那个宿舍，所以连我也捎带上了，连长来时，怀里揣了几个咸鸭蛋，又叫伙房那屋端过一盘菜来，我们几人就坐在炕上喝了起来，席间，连长问烟斗哲学家，你认识这小子的爸爸吗？
烟斗哲学家看看我，摇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