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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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吾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充和演《刺虎》于广播大厦，颖孙、逸民、泊生邀同上场，占此博粲。卢前时同客渝州也。
　　　　我仔细翻看着这本留下幽幽时光痕迹的、略显陈旧而保存良好的《曲人鸿爪》，一时竟爱不释手。里面唱和、题咏的，有吴梅、杨荫浏、唐兰、罗常培、樊少云、樊诵芬、龚圣俞、杜岑等等我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注意到包裹的手帕上已经系着一个写上编号的小牌，想必是张先生自己请人做过清点的。她的话音絮絮地在耳边流过：「这种《曲人鸿爪》我一共存有四本，这是第一本，因为小，好带，反而不容易丢——这些年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啊。不过，里面的内容分量，倒是一本不如一本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们印出来……」
　　　　「曲人」……我注意到这个说法，想到自己多年来喜欢的古琴。爱古琴的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琴人」。古琴，昆曲，这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璧呢。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
　　　　记于康州衮雪庐
　　　　一时多少豪杰
　　　　《曲人鸿爪》与国运、家运
　　　　还是大雪天登门。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是利用上午课后的时间去探望老人家。因为充和老人曾告诉我，她有午睡习惯，但若下午有客人探访，她常常就会睡不踏实。我知道老人心重，对每一次客人到访都会郑重其事——虽然不施脂粉，但每回见她，老人从来都是衣装端整、发髻光鲜，端坐那里，显得仪容端秀的——我这里不小心连用了几个「端」字。我想，张充和身上自然而然流溢出来的那种贵气——书卷气和大家闺秀气，就是以这个「端」字为重心的。
　　　　坐下来，我发现茶几上搁着一本《曲人鸿爪》第二集，老人似乎刚刚翻阅过。下雪天，大概勾动了老人的怀旧幽思吧。我以往没有浏览过这一集，便拿起来，一页页细读着上面的留言文字和书画小品。这一集《曲人鸿爪》的时间跨度，大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充和婚后随夫君傅汉思抵美定居的早期。翻过头几页，胡适的留言——那一笔现代读书人很熟悉的「胡体行书」，赫然在目。
　　　　我惊问：「怎么，胡适也唱昆曲么？——你这，可都是曲人的留痕呀！」
　　　　充和老人呵呵笑起来：「呵呵，当初他翻到这个小本，也要提笔留言，我便笑他，『哎，慢着，你也不会曲，这可叫《曲人鸿爪》哪！』」老人抬头瞟我一眼，「你猜他怎么答我？他说：『我不会曲，可你唱的曲子，都是我写过的——都写在我的《中国文学史》里面呢！』你看看，他这叫强词夺理吧？」
　　　　胡适书法，学郑孝胥字的特点很明显。
　　　　我在老人的嗔笑中，低头读着上面的胡适手迹，抄录的果真是一首元曲：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贯酸斋的清江引
　　　　写呈　充和
　　　　胡适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
　　　　老人在一旁指点着：「胡适很喜欢写字的，也喜欢到我这里来写，我这里的笔墨纸张都全哪！他的字学的郑孝胥，喜欢把撇捺拖得长长的。我问他，果然不假，他直笑：『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来啦！』郑孝胥的字在他们那个年代很风行，很多人学的。」
　　　　（若干时日后，我偶尔从充和老人客厅角上的三角钢琴上，看见一封摊开的，来自台北「中央研究院」一位胡适研究者的信函，请求张充和帮助核实《胡适未刊日记》里一段话。信云：「胡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日记：九日抵旧金山，在伯克莱。上午10：00充和来接，到他们家中写字。」胡适日记中并录下了上面那段《清江引》的曲词。研究者问询道：请问胡适先生录下的这一段曲词，是不是就是在你家写的字？此曲词有何背景内容？写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张先生是否回复了这封信——平日她接到的这一类研究者信件一定不少。这里录下，算是本文的一个间接的回复吧。）
　　　　翻过两页，是一幅笔力精湛的荷花小品，小小册页，竟有满幅生辉之感，署名「李方桂」。
　　　　我问：「李方桂是谁？」
　　　　「李方桂是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那时候我到台北，他在『故宫』开曲会招待我，完后就提笔给我留下这幅荷花。他本行不是画家，可画得好极了。我以为他是跟母亲学的画——他母亲是宫里的画师，曾给慈禧太后代过笔的。我问他，他说不是，是他自己学的。」
　　　　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个个在史书册页中熟悉的名字从眼底流过。老人随后又取出了《曲人鸿爪》第三集，让我浏览了一遍。即兴的诗文，琳琅的书画小品，我难以一一细述，只能随手录下了一些名字，并记下了老人家在我耳边的点评——
　　　　项馨吾（老曲家，国民政府高官）——「他就是前面我跟你说过的，重庆曲社的领头人。」
　　　　王季迁（1907—2003）
　　　　王季迁（书画家兼大收藏家与书画鉴定专家）——「他曲子唱得马马虎虎，可他太太唱得好极了。在苏州我们两家就是邻居，我家住九号，他家住十一号，他常跑到我家来看画，后来自己竟成了大收藏家。他是苏州人，竟爱吃大蒜，他太太受不了，婆婆对她说：『那，你也一起吃吧！』呵呵，笑死我了……」
　　　　成舍我（老报人与老教育家）——「他很爱唱曲，当过好几所学校的校长……」）
　　　　毓子山（红豆馆主溥侗的儿子，溥侗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我跟溥侗很熟，他的画好，昆曲也唱得很好的，在苏州的时候，他妹妹也常跟我玩在一起。」
　　　　王婉清（顾毓琇夫人，顾毓琇为重庆时代的教育部副部长）——「这是王婉清画的梅花，他先生是我重庆时代的顶头上司呢。顾毓琇喜欢做诗，可诗不太好，平仄总是不搭调，他写了爱给我看，我说：『对不起，你要先把平仄弄通了才好。』……」）
　　　　赵荣琛《荒山泪》扮相
　　　　绫绢函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珍藏本，余英时敬题。
　　　　赵荣琛（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题签上写着：「充和表妹以为纪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家里有个『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他叔叔唱戏的时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赶出祠堂；可他还唱……」）
　　　　吴晓铃（与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等齐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研究员）——「他是我二姐的老朋友，昆曲、相声、京戏，什么都懂的……」
　　　　徐朔方（浙江大学教授）——「他是汤显祖专家，他的一生都交给『临川四梦』了……」）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我个人也很熟悉的「余英时」的名字出现，已经是《曲人鸿爪》第三集的靠后位置，他曾是张充和夫君傅汉思多年共事的耶鲁同事和好友，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二年。
　　　　……
　　　　我合上了册页，感叹着：「这几本《曲人鸿爪》，真是把半个世纪的时代沧桑、风流人物、国运家运什么的，都收在里头了。」
　　　　也许是对那一个个逝去的老友的身世感怀，又或是这「国运家运」一语触动了老人家，她忽然感叹道：「我们这个张家呀，一百年间出了三件大事，死了三条人命，都跟国运家运有关，也都跟『六』字有关……」
　　　　「都跟『六』字有关？」我知道，又可以听到神秘有趣的故事了。
　　　　「我的曾祖的二弟，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在《清史稿》上留了名的；他在太平军的年代，大概是一八六六年吧，反正是个『六』字，被捻军杀死了。他骑在马上，冲入捻军阵中，被四面包围，头被一刀砍掉了，大马驮回来的只是他的身子，还有一把宝剑。跟班的就把这把宝剑保存下来了。我小时候都看过这把宝剑，存在我们合肥张家的老宅里……」
　　　　窗外的风雪正紧，我的心，也被这个惨烈瑰奇的故事收紧了。
　　　　「到了民国年间，我的堂兄——我父亲的亲弟弟的儿子张鼎和，他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在共产党内用的名字叫张璋，他跟着周恩来搞革命，经历过不知多少困难，被抓起来又逃跑，但是，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抓住了，弄死了，好像那是一九三六年，也跟『六』有关。」
　　　　「……那，最后一个『六』呢？」其实，话问出口，我心里也大抵猜到了那个年份——
　　　　「……那就是一九六六了。我的堂兄张鼎和是共产党的英雄，烈士，他的儿子张以瑞却成了右派，『文革』一开始就被弄死了，说他畏罪自杀。她太太不服，告到周恩来那里去了，说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来摔死的。周恩来下令要查，可怎么查得清？所以，一百年间我们张家出了三件大事，家运与国运相关，都连着这个六字……」
　　　　我记下了这两个数字：一八六六，一九六六，果然，整整一百年。
　　　　很巧，那些天我刚好学着填了几首旧体诗词，似乎吻合了今天的话题，当下便誊写到本子上，请张先生指点。这里顺手录下：
　　　　《丑奴儿近》
　　　　秋来展卷红叶上，满纸飞霜。满纸飞霜，一天星斗看文章。
　　　　长空雁字两三行，水远山长。水远山长，古今心事付苍黄。
　　　　窗外，风雪正紧。
　　　　谈话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二○○八年七月四日整理毕
　　　　补记
　　　　由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的《曲人鸿爪》一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二○一○年一月出版。此文写于此书出版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看到更多有意思的历史掌故和趣闻轶事。
　　　　张充和捐赠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的昆曲点翠头面。捐赠的三件藏品中，点翠头面与盘金绣斗篷都是张充和一九三○年代在苏州学习昆曲时特别定购之物。
　　　　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
　　　　张充和与重庆曲社、礼乐馆的故事
　　　　说起昆曲，张充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那天和老人家闲聊，随便翻着茶几上几本《昆事图录》一类的杂书，我看到这样一张题为「北方曲家照」的照片，上面合影的人是：着戏装的张允和　（充和二姐），傍立者为俞平伯、康生与欧阳予倩。照片没有标明日期，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后的留影。
　　　　在我这个红色年代过来人的眼里，这张照片的人员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一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与世无争的张家二小姐；一位是随后（或已经）因《红楼梦研究》而身陷全国性批判狂涛、并因之倒了大半辈子霉的大学问家俞平伯；一位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人物之一、日后在运动中同样起起伏伏的欧阳予倩；中间夹站着的，竟是一手参与打造这些现代文字狱悲剧的重头人物——儒雅得惊人、却让许多读书人闻之齿冷骨寒的康生！
　　　　昆曲，就是这样云淡风轻地，将这样一些大时代里角色迥异的诸般人物，收拢到她的麾下。
　　　　这张黑白旧照，其实凝聚了我听张充和讲各种昆曲故事的独特感受。我们那天的话题，就从这张照片引出的昆曲社活动讲起。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的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当然，唱戏、演出都要有花销。曲社的后台老板是范崇实，他是丝业公司的经理，有钱，有权力，也有本领，肯出钱出力。拿钱的事都找他，只要是为曲社，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他平时看起来倒是一个相当文雅的人，却很有武功，听说从前在上海，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挟，最后都被他降服了。有一次有人开小车来逮他，他一手就把两个人抓住了。他开始学唱小生，后来改唱老生，就唱得很像样了。他人好，待我们昆曲的人很不错，总是在帮忙。」
　　　　张充和（左）与张元和（右）在昆曲表演中，摄于张氏姐妹一九八六年应邀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在北京政协礼堂的演出。此图被俞平伯称赞为「最为蕴藉的一张」昆曲图。
　　　　我问：「你们当时登台演出，都有钱么？就是今天说的——出场费？」
　　　　张先生笑了：「哪有什么出场费哟！我在重庆唱戏，从来没拿过钱。我在重庆的师范教书也不拿钱，还得要自己掏钱租场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在教育部拿了一份整工资，倒不太为花钱操心。曲社要唱戏，首先要有人教戏。我在重庆的师范有位女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翟贞元，扬州人，她负责教小生戏；我教旦角戏。重庆的师范当时校长是马客谈，也爱昆曲，干脆就把我找去师范，开班教戏。我在青木关教育部，师范在北碚。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北碚教戏，主要教唱，教学生旦戏。当时学戏的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里能登台的有两三个。我还记得有一位叫笪瑞珍，当时才十几岁，唱得不错。记得抗战后我回到苏州，她还跟我通过信。」
　　　　我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